周代的奴隶主贵族各有一篇渊远流长的族谱，有力量也有权力废立国君，这是氏族社会的遗习，不能一概都以“乱臣贼子”目之。周代所以能够实行贵族政治，其实力基础是建立在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之上的。（九）在商周奴隶社会里，除了血缘宗法关系仍然相当牢固地存在之外，还有许多前社会遗留下来的旧制度、旧习惯、旧观念在起作用。在原始社会里，人们的意志和感情服从于集体，其言行以自然形成的风俗和传统习惯为准则，“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①。这种原始的“礼”，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由于公社的残存，并没有烟消云散，反而把那些不平等原则法定化、神圣化，它被推广出去，用以调整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仪式被固定化，涉及面更加广泛，更显得庄严典重，并且通过各种途径贯彻到人民中去。奴隶社会中的“礼”制就是这样在原始礼的基础上演化来的。在商周奴隶主贵族来说，“礼”的功用大体有三；一是规定名分，二是节制人情，三是进德坊（防）乱。

　　商周时期的“礼”是与道德和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因此，“礼”

　　所表现的总问题也就是所谓“意志”、“责任”、“必然和自然”等问题。“礼”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另一种形式的表现，是强加于被压迫阶级的责任，被统治阶级如果触犯了“礼”中所体现的阶级统治原则，就会受到非自由的对待。因此，“礼”制决不是什么阶级的和谐，而是阶级的另一种形式的强制。“礼”从属于特定的道德，在阶级社会里，超阶级的社会道德是不存在的，因此，把来自原始社会而演变于阶级社会的“礼”，说成是原始社会的民风民俗是不对的。在阶级社会里，“礼”是阶级统治的形式和表现。“礼”的内容是“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左传》桓公二年）。就是说，“礼”一方面规定统治阶级内部依据不同身份有不同的“礼”，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关系和他们某种程度的血缘关系；另一方面，“礼”的作用在于加强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的统治，即“礼以体政，政以正民”。商周时期是兵刑不分的，用刑就是用兵，每一诸侯国的国君都有权用兵因而亦可用刑。由于兵刑不分，因而“礼”和“法”也不能分，非礼就是非法，犯法就用刑，用刑就用兵。可见，当时奴隶主贵族制礼的目的，也就是《礼记·乐记》所说的：“礼乐刑政，其极一也。”

　　春秋末年以后，特别是战国以后，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公社逐渐解体，新的地主阶级便脱出了公社的束缚，开始走上了历史舞台，因此，按血缘等级维持秩序的礼制，已经过时，适应私有财产所有者要求的成文法便产生了。成文法律的公布，是对于氏族贵族奴隶主阶级的一种威胁，是对于传统制度即“礼”的破坏。法的原则是“齐”，即以刑法把人们整齐一致。可见，春秋末年以来的“礼”与“刑”的斗争，从本质来说是氏族贵族奴隶主与新兴地主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发展到战国时代，氏族贵族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已经走向了死亡的前夜，代之而起的则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这个历史趋势就迫使新兴地主阶级采取变法的形式提高君主权力，实行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政治，以此消灭氏族贵族奴隶主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废井田，开阡陌，公开承认土地私有，土地自由买卖，从此消灭氏族贵族奴隶主阶级在经济上的地位和社会上的特权。他们对于旧的上层建筑的攻击特别猛烈，对于旧的制度的改革也比较彻底，因而旧的“礼”便完全被推翻，替代它的就是“法”。

　　（十）铁的使用，提高了生产力，使当时的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

　　西周末年“宣王即位，不籍千亩”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古代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度从此开始了量的变化，即取消了“公田”和“私田”的区别，实行了“履亩而税”制度。为了实行“履亩而税”，首先必须使公社农民的“私田”固定化，从此公社内部的土地便由过去的“三年一换主（土）易居”变为“自① 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第87 页。

　　爰其处”。由于各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种制度的变化，有先有后，并不一致。“履亩而税”制是按公社农民实行耕种的土地多少而征税，所以不管它是公社的授田还是垦荒而来的土地，一律丈量征税。这样一来，奴隶主贵族的剥削量便可大大增加。所以《左传》宣公十五年解释“初税亩”时说：“以丰财也”，正得其旨。由此看来，所谓“初税亩”，根本不是什么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

　　春秋时期的公社虽然仍旧存在，但是公社农民这个个体与国家的隶属关系越来越密切，因而从这时起各国普遍出现了“书社”组织。“书社，谓以社之户口，书于版图”（《荀子·仲尼》杨倞注）。所谓“版”，“名籍也，以版为之，今时乡户籍，谓之户版”（《周礼·天官·宫伯》郑玄注）；所谓“图”，“土地形象，出地广狭”（同上《司会》郑玄注）。可见，春秋时代以后的公社所以称为“书社”的原因，当是取消“公田”、“私田”后的公社必须把公社内的户口、土地数字制成清册定期上缴于各国统治者，作为对公社农民的征税和力役的根据。

　　西周时代的最高统治者周天子，是以公社为单位进行赏赐和剥削，并不以公社农民为对象，因而也就没有具体了解公社内部户口和土地数字的必要。所以《国语·周语上》说：“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可是到了春秋时代，由于公社内部的量变，“书社”的出现，就不得不加强其对公社农民之户口和土地的调查和控制。所以，宣王三十九年，周军和姜氏之戎战于千亩，周军大败后，“乃料（韦昭注曰：“数也”）民于太原”（《国语·周语上》。这种“大比”制度，就是“登民数，自生齿以上，登于天府”（《周礼·小司徒》职），也就是把公社农民的总数报告于司寇，司寇在孟冬司民那天，把民数敬献给王者，王者拜受而藏之于天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