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我们不过是在征求他同意之后请他同走一遭，问问极简单的问题呀！”文学满脸惊诧地对渔夫说，“又不是要逮捕他。莫名其妙，根本不存在请律师来的理由嘛！干吗想得这么复杂呢？真是费解。” 

    “所以我想，此人恐怕不单单是厌恶警察，大凡同警察这一字眼有关的东西，生理上统统深恶痛绝！从警车到交通警，恐怕死都不会协助我们。” 

    “不过不要紧的，早回答早回家嘛。只要是从现实角度考虑问题的人，肯定好好回答的。绝不至于仅仅因为一句昨晚干什么就劳律师大驾。律师也很忙嘛。这点道理知识人还是懂的。” 

    “难说。”渔夫道，“假如懂得这个道理，互相就可以节约时间喽！我们忙，他大概也不闲。拖下去双方浪费时间，再说也辛苦。这东西够辛苦的。” 

    两个人如此表演对口相声之间，5分钟过去了。 

    “那么，”渔夫说，“怎么样，您该想起什么了吧？” 

    我一想不起来，二也不愿意想。也许不久想得起来，反正现在无从想起。记忆丧失后尚未恢复。“为什么要问我这个？我要知道一下事由。”我说，“在不明白事由的情况下我什么也不能讲；在事由不明的时间里，我不想讲于己不利的话。按照礼节，了解情况之前应先说明事由才是。你们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礼节。” 

    “不想讲于己不利的话。”文学像在推敲文章似的鹦鹉学舌，“不符合礼节……” 

    “所以我不是说这才成其为知识人吗，”渔夫接道，“对事物的看法自成一体，厌恶警察。订《朝日新闻》，看《世界》杂志。” 

    “既没订《朝日新闻》，也没看《世界》。”我说，“总之在讲明为什么领我到这里来的事由之前，我无可奉告。你们要疑神疑鬼，那就疑去好了，反正我有时间，时间多少都有。” 

    两名刑警面面相觑。 

    “讲明事由后你就可以回答提问喽？”渔夫问。 

    “或许。”我说。 

    “此人倒有一种含而不露的幽默感。”文学一边目视墙壁上端一边抱臂说道，“好一个或许。” 

    渔夫用手指肚碰了碰鼻梁上笔直的横向疤痕。看样子原是刀伤，相当之深，周围肌肉被拽得吃紧。“喂喂，”他说，“我们可是很忙，不是开玩笑，真想快点结束了事。我们也并不喜欢无事生非，要是情况允许，我们也想6点回家，和家人慢慢吃顿好饭。况且对你也一无仇二无冤，只要告诉我们昨天夜里你在哪里干了什么，别无他求。要是没做亏心事，讲出来也不碍事吧？还是说你有什么亏心事而讲不出口不成？” 

    我目不斜视盯着桌面上的玻璃烟灰缸。 

    文学啪地摔了一下手册，揣进衣袋，有30秒钟谁也没有做声。渔夫又点燃一支“七星”。 

    “久经沙场。”渔夫道。 

    “莫非要叫人权维护委员会来？”文学说。 

    “喂喂，这还谈不上什么人权不人权的。”渔夫道，“这是市民的义务。市民须尽可能对警察的破案工作予以协助，这在法律上写得明明白白，你所喜欢的法律上可就是这样写的。你为什么对警察那般深恶痛绝呢？向警察问路什么的在你也是有的吧？小偷进来你也要给警察挂电话吧？彼此彼此嘛！可为什么连这么一点小事你都横竖不肯协助呢？不就是走走形式的简单问题吗？昨天夜晚你在哪里干了什么？根本用不着费事，快点答完算了！我们也好往下进行，你也好回家，皆大欢喜。你不这样认为？” 

    “我想先知道事由。”我重复道。 

    文学从口袋里掏出纸巾，肆无忌惮地擤了一通鼻涕。渔夫从桌子抽屉里取出塑料尺，啪嗒啪嗒地拍打手心。 

    “我说，你还不明白？”文学将纸巾扔进桌旁的垃圾筒，“你在使自己的处境变得越来越糟。” 

    “知道吗，现在不是1970年，没有闲工夫和你在这里玩什么反权力游戏。”渔夫忍无可忍似的说，“那样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我也罢你也罢任何人也罢，都已被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安在社会里，由不得你讲什么权力或反权力，谁也不再那样去想。社会大得很，挑起一点风波也捞不到什么油水。整个体系都已形成，无隙可乘。要是你看不上这个社会，那就等待大地震好了，挖个洞等着！眼下在这里怎么扯皮都没便宜可占，你也好我们也好，纯属消耗。知识人该懂得这个道理吧？” 

    “说起来，我们是有点累了，话也可能说得不大入耳。这是我们不对，特此道歉。”文学一边嘛里啪啦翻着手册一边说，“不过，我们的确累了。马不停蹄地干，昨晚到现在几乎没睡上觉，5天没见到孩子了，饭也随便乱凑合。也许你看不顺眼，可我们也在为社会尽我们的力。而你到这里来，硬是别着劲儿一言不发，我们自然要不耐烦。明白吗？说你使自己的处境越来越糟，指的就是我们一累心里就烦得不行，以致本来可以简单完结的事却完结不了，容易节外生枝。当然喽，你有可以求助的法律，有国民的权力，但那东西运用起来需要时间，而在那时间里很可能遇到不快。法律这玩艺儿啰嗦得很，费事得很，而且总有个酌情运用的问题。这些你能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