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倒也怪了，”我说，“她母亲怎么会把孩子一个人扔下不管，自己跑到别处去呢？这不简直是乱弹琴？” 

    她耸了耸肩：“其实这人也是够乱弹琴的。是个有名的女摄影家，很有些与众不同。兴之所至，雷厉风行，根本不管什么孩子。喏，艺术家嘛，心血来潮时满脑子尽是艺术。事后想起才打个电话过来，说是孩子放在这里了，叫找个合适的班机，让她飞回东京。” 

    “那么她自己回来领走不就行了？” 

    “我怎么晓得。反正她说无论如何得在加德满都住一个星期。人家是名人，加上又是我们拉都拉不来的主顾，不能出言不逊的。她说得倒蛮轻松，说只要把孩子送到飞机场，往下一个人就可以回去了。问题是总不好那样做吧？一个女孩子，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就不得了。责任问题嘛。” 

    “无奇不有！”说罢，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便道，“噢，那女孩怕是披肩发，穿着流行歌手式运动衫，经常听单放机，是吧？” 

    “是啊！怎么，你这不是挺清楚的吗？” 

    “罢了罢了！” 

    她给全日航空售票处打电话，订了一张和我同一班次的票。然后给小女孩房间打电话，说找到了一同回去的人，请其收拾好东西下来。并说这人自己很了解，足可放心。接着叫来男侍，叫他去小女孩房间取行李。又马上叫来宾馆的面包车。这一切做得干净利落，滴水不漏，甚是身手不凡。 

    “还真有两下子。”我说。 

    “不是说过我喜欢这工作么，我适合干这个。” 

    “可别人一逗就板起面孔。”我说。 

    她用圆珠笔咚咚敲了几下台面：“那是两码事，我不大喜欢别人逗笑话寻开心，一直不喜欢，那样弄得我非常紧张。” 

    “喂，我可一点也没有叫你紧张的意思哟，”我说，“恰恰相反，我是想轻松一下才说笑话的。也许那笑话又粗俗又无味，但作为我是想努力说得俏皮些。当然，有时候事与愿违，引不起人家兴致，可恶意却是没有，更谈不上嘲弄你。我开玩笑，只是出于我个人需要。” 

    她略微噘起嘴唇，注视我的脸，那眼神活像站在山丘上观看洪水退后的景象。稍顷，发出一声既像叹息又像哼鼻那样复杂的声音：“对了，能给我一张名片吗？既然把小女孩托付给你，那么从我的角度……” 

    “从我的角度。”——我含含糊糊地嘟囔一句，从钱夹里抽出名片递给她。名片这玩艺儿我也是具备的，曾经有12个人劝我还是怀揣几张名片为好。她像看抹布似的细细看那名片。 

    “那么你的名字呢？”我问。 

    “下次见面时再告诉。”她说，并用中指碰了下眼镜框，“要是能见面的话。” 

    “当然能见。”我说。 

    她浮起新月一般淡然恬静的微笑。 

    10分钟后，女孩儿和男侍一起下到大厅。男侍拿着一个萨姆纳特牌旅行箱，大得足可以站进一只德国狗。看来的确不可能把拿这么大的东西的一个13岁女孩儿丢在机场不管。今天她穿的是写有“talking heads”①字样的运动衫和细纹蓝布牛仔裤，脚上穿一双长靴，外面披了一件上等毛皮大衣。同前次见到时一样，仍使人感到一种近乎透明的无可言喻的美，一种似乎明天使可能消失的极其微妙的美。这种美在对方身上唤起的是某种不安的情感，大约是美得过于微妙的缘故。“talking heads”——蛮不错的乐队名称，很像凯勒瓦克小说中的一节标题。 

    ①意为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 

    “搭话的脑袋在我旁边喝着啤酒。我很想小便，于是告诉搭话的脑袋说我去趟厕所。” 

    令人怀念的凯勒瓦克。现在怎么样了呢？ 

    小女孩儿看了看我。这回却毫无笑意，而是蹙起眉头地看着，又转眼看看眼镜女孩儿。 

    “不要紧，他不是坏人。”眼镜女孩儿说。 

    “看样子也不像坏人。”我补充一句。 

    小女孩又看了我一眼，勉为其难似的点了点头，意思好像是说只能听天由命了。这使我觉得自己似乎做了一件十分愧对于她的坏事，像是成了斯克尔基老大爷。 

    斯克尔基老大爷。 

    “放心好了，不要紧的。”眼镜女孩儿说，“这位叔叔很会开玩笑，说话可风趣着呢。对女孩子又热心，再说又是姐姐的朋友，所以不会有问题，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