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付的薪水都差不多吗？”她问。

“是的。有时候你可以稍微多拿一点。这一家给得可不太多。”“我拿１２块，“嘉莉说。

“是吗？”姑娘说。“他们给我１５块。而你的戏比我的重。

要是我是你的话，我可受不了这个。他们少付你薪水，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你不知道。你应该能挣１５块的。”“唉，我可没挣到这么多，”嘉莉说。

“那么，如果你愿意的话，换个地方就能多挣一些，”姑娘接着说，她非常喜欢嘉莉。“你演得很好的，经理是知道的。”说实话，嘉莉的表演确实具有一种令人赏心悦目且有几分与众不同的风采，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完全是由于她姿态自然，毫无忸怩。

“你认为我去百老汇剧院能多挣一些吗？”“你当然能多挣一些，”姑娘回答。“等我去的时候，你和我一起。我来和他们谈。”嘉莉听到这里，感激得脸都红了。她喜欢这个扮演士兵的小姑娘。她戴着金箔头盔，佩着士兵装备，看上去经验丰富，信心十足。

“如果我总能这样找到工作的话，我的将来就一定有保障了，”嘉莉想。

可是，到了早晨，她受到家务的骚扰，而赫斯渥则坐在那里，俨然一个累赘，这时她的命运还是显得凄惨而沉重。在赫斯渥的精打细算下，他们吃饭的开销并不太大，可能还有足够的钱付房租，但是这样也就所剩无几了。嘉莉买了鞋和其它一些东西，这就使房租问题变得十分严重。在那个不幸的付房租的日子前一个星期，嘉莉突然发现钱快用完了。

“我看，”早饭时，她看着自己的钱包，叫了起来，“我没有足够的钱付房租了。”“你还有多少钱？”赫斯渥问。

“喔，我还有２２块钱。但是还有这个星期的所有费用要付，如果我把星期六拿的钱全部用来付房租的话，那么下星期就一分钱也没有了。你认为你那个开旅馆的人这个月会开张吗？”“我想会的，”赫斯渥回答。“他说过要开的。”过了一会儿，赫斯渥说：“别担心了。也许食品店的老板会愿意等一等。他能等的。

我们和他打了这么久的交道，他会相信我们，让我们赊欠一两个星期的。”“你认为他会愿意吗？"她问。

“我想会的。”

因此，就在这一天，赫斯渥在要１磅咖啡时，坦然地直视着食品店老板奥斯拉格的眼睛，说道：“你给我记个帐，每个周末总付行吗？”“行的，行的，惠勒先生，” 奥斯拉格先生说，“这没问题。”赫斯渥贫困中仍不失老练，听了这话就不再说什么了。这看来是件容易的事。他望着门外，然后，等咖啡包好，拿起就走了。一个身处绝境的人的把戏就此开始了。

付过房租，现在又该付食品店老板了。赫斯渥设法用自己那１０块钱先付上，到周末再向嘉莉要。然后，到了下一次，他推迟一天和食品店老板结帐，这样很快他那１０块钱又回来了，而奥斯拉格要到星期四或星期五才能收到上星期六的欠帐。

这种纠葛弄得嘉莉急于改变一下。赫斯渥好像没有意识到她有权做任何事情。他只是挖空心思地用她的收入来应付所有的开支，但是并不想自己设法来增加一点收入。

“他说他在发愁，”嘉莉想，“要是他真的很发愁的话，他就不会坐在那里，等着我拿钱了。他应该找些事情做。只要努力去找，谁也不会七个月都找不到事做的。”看他总是呆在家里，衣着不整，愁容满面，嘉莉不得不去别的地方寻求安慰。她一星期有两场日戏，这时赫斯渥就吃自己做的冷快餐。另有两天，排演从上午１０点开始，一般要练到下午１点钟。除了这些以外，嘉莉现在又加上了几次去拜访一两个群舞队演员，其中包括那个戴着金色头盔的蓝眼睛士兵。

她去拜访她们，因为这使她感到愉快，她还可以摆脱一下那个枯燥无味的家和她那个守在家里发呆的丈夫。

那个蓝眼睛士兵的名字叫奥斯本--萝拉·奥斯本。她住在十九街，靠近第四大道，这片街区全都造上了办公大楼。

她在这里有一间舒适的后房间，能看见下面的很多后院，院子里种着一些遮阴的树木，看上去十分宜人。

“你家不在纽约吗？"一天，她问萝拉。

“在的，但是我和家里的人相处不好。他们总是要我按照他们的意愿去做。你住在这里吗？”“是的，"嘉莉说。

“和你家里人住在一起？”

嘉莉不好意思说自己已经结婚了。她多次谈起过关于多挣薪水的愿望，多次表露过对自己将来的忧虑。可是现在，当她被直接问及事实，等候回答时，她却无法告诉这个姑娘了。

“和亲戚住在一起，”她回答。

奥斯本小姐想当然地认为，像她自己一样，嘉莉的时间属于她自己。她总是叫她多待一下，建议出去玩一会儿和做一些其它类似的事，这样一来嘉莉开始忘记吃晚饭的时间了。赫斯渥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觉得无权埋怨她。有几次她回来得太晚，只剩不到一个钟头的时间，匆忙凑合着吃了一顿饭，就动身去戏院了。

“你们下午也排演吗？”一次，赫斯渥问道。他问这话本来是想用讥讽的口气表示一下抗议和遗憾，但是问话时，他几乎把自己的本意完全掩盖住了。

“不，我在另找一份工作，”嘉莉说。

事实上她的确是在找，但是说这话只是提供了一个非常牵强的借口，奥斯本小姐和她去了那位即将在百老汇剧院上演新歌剧的经理的办公室，然后直接回到了奥斯本小姐的住处，３点钟以后她们一直待在那里。

嘉莉觉得这个问题是对她的自由的侵犯。她并不考虑自己已获得了多少自由。只是觉得她最近的行动，也是她最新获得的自由，不应该受到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