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尼斯向瓦尔特·马特恩上士提出同样的问题。马特恩因为不是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所以只能走下讲台，在我们班作一个关于“东线高炮部队战斗情况”的报告。就连这个获得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勋章的上士的回答我也忘得干干净净。我只看见他身穿军灰色衣服，既骨瘦如柴，又粗壮结实，用两只手紧紧抓住桌面，对我们看也不看一眼，用他的目光盯着教室后壁上的一幅印刷的油画。这是一幅菠菜绿的托马①风景画。凡是他呼吸之处，空气都稀薄。我们想知道一些有关高加索山的情况，但他却滔滔不绝地谈论毫无价值的事情——

    ①托马（1839～1924），德国浪漫主义画家。他画的黑林山和其他山脉的风景画被复制出版，广泛流传。

    作完报告之后没几天，瓦尔特·马特恩又去俄国了。他在那里受了伤，这伤使得他无法参加高炮部队的战斗。他走路时，腿稍微有点跛，于是就被调回老家的高炮部队，先是到柯尼斯堡，然后到了但泽。他在布勒森一格勒特考海滨炮兵连和皇帝港炮兵连培训空军助手。

    大家对于他是既喜欢又害怕，他成了我学习的榜样。每逢上士看望我们，站在讲台上作报告时，惟有布鲁尼斯参议教师露出一副讥讽的面孔，请马特恩别作关于奥廖尔战斗的报告，而是念文兴多夫的一首诗，譬如：“阴暗的山墙，高高的窗户……”对他提出怀疑。

    我不记得有参议教师认认真真给我们上课的事情。我猛然想起了几个作文题：不是《祖卢人的婚礼准备工作》，就是《一个罐头盒的命运》，或者是《当我还是一块麦芽止咳糖块，在一个小女孩嘴里越变越小时》。在参议教师看来，重要的事情大概莫过于驰骋我们的想像力罢了。既然在四十个学生当中，通常情况下只有两个学生有想像力，那就要允许三十八个四、五年级的中学生在一边打瞌睡。而这时，两个学生——另外一个人和我——却在探讨罐头盒的命运，瞎说一通祖卢人有其独特的婚礼习俗，探听一块在一个女孩嘴里越变越小的麦芽止咳糖的情况。

    这个题目使我、我的同学和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忙活了十四天之久，或者是更长的时间。他缩成一团，百无聊赖地坐在已经破损的讲台后面，为了赋予我们以灵感，还摹仿吃糖、吮吸和吸糖汁的动作。他让想像中的一块麦芽止咳糖从一边腮帮跑进另一边腮帮，差一点把它吞下去。他闭着双眼消耗它。他让糖块说话，让它讲述。简而言之，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在一个糖果短缺并由国家控制的年代，加倍地嗜好糖块，热衷于糖块。当他口袋里没有糖块时，他便给自己虚构出这种东西来。我们所描述的也是同样的题目。

    大致从四一年秋天开始，向所有的学生分发维生素药片。这些药片叫做采比翁药片，保存在用棕色玻璃制成的大药瓶里。在过去书脊挨着书脊摆放《迈尔会话辞典》的会议室里，如今摆着写上了标签的玻璃瓶——从中学一年级到高年级——排成一行，每天都由有关的班主任把它们搬进教室，发给开战后第三个年头缺乏维生素的中学生。

    每当布鲁尼斯参议教师抱着药瓶走进教室时，他都已经在吮吸，在享用老人嘴巴四周的甜食了。这种情况当然引人注目。一节课起码有一半的时间用来分发采比翁药片，因为布鲁尼斯不让大家把这个瓶子一个课桌、一个课桌地传下去。他严格按照点名册上的字母顺序，让学生们走上前来。他很费劲地把手伸进玻璃容器里，做出一副似乎是在为每个人抓某种特殊物品的样子。紧接着，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浮现出胜利的微笑。他从也许是五百片采比翁药片中取出一片药来，把它像经历一幕难度很大的魔术表演后得到的结果一样展示一番，然后才把它发给学生。

    我们大家都知道，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又有了满满两个衣袋的采比翁药片。这些东西甜中带酸，有点柠檬味，有点葡萄糖味，有点药味儿。既然我们喜欢吮采比翁药片，所以，对所有的甜食都爱得发狂的布鲁尼斯就有理由把他的两个衣袋都塞得满满的。每天在从会议室到我们教室的路上，他都要抱着棕色药瓶走进教师洗手间，过一分钟后又出现在走廊上，嘴里吮着药片往前走。采比翁药片的粉尘弄得他上衣的衣袋盖上全是白粉。

    我想说：就连布鲁尼斯都明白我们知道这些事。上课时他老是走到黑板后面去，在那里把甜食塞进嘴里，然后再走到全班同学面前，给我们展示他那忙活的嘴巴：“我假定你们什么都没有看见；假如说你们看到了什么，那就是你们看错了。”

    奥斯瓦尔德·布鲁厄斯像别的参议教师那样，总是得大声打喷嚏。他像他的同事那样，在遇到这种情况时要掏出那块大手绢来。与他的同事们相反，他总是让全部破碎的采比翁药片同手绢一道从衣袋里掉出来。于是，我们就抢救那些在上了油的地板上滚动着的东西。一群弯着腰在热心收集的学生把半片药、四分之一片药交给参议教师。我们说——这句格言变成了惯用语：“参议教师先生，您刚才丢了好些云母石。”

    布鲁尼斯很有分寸地回答：“如果是一些普通的云母片麻岩，那你们自己可以留下；如果找到的是一种或者好些双层云母片麻岩，那就请你们把它还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