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日本人的自我要求非常之多。为了避免遭受世人遗弃和讥笑等等重大威胁，他们必须放弃刚刚尝到甜头的个人乐趣。在人生重大事务上他们必须抑制这些冲动，极少数违背这点的人会有丧失自尊的危险。自尊自重的人，其生活准绳不是明辨善恶，而是迎合世人的“期望”，避免让世人“失望”，把自己的个人要求埋葬在群体的“期望”之中———这样的人才是“知耻”而谨慎的善人，才能为自己的家庭、家乡和国家增光。这样产生的紧张感非常强烈，表现为一种巨大的力量，使日本成为东方领袖和世界的一大强国。对于个人，这种紧张感则是种沉重的负担。人们高度紧张，惟恐失败，惟恐自己付出巨大牺牲从事的工作仍不免遭人轻视。有时他们的积愤爆发，会表现为极端的攻击性行为。而这并非是像美国人那样，因为其主张或自由受到了威胁，而是因为他们察觉到自己受到了侮辱或诽谤。这时他们的危险的自我，如果可能，就会向侮辱者诽谤者发泄；如果不可能，就向自己发泄。

日本人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自愿放弃了各种最基本的自由。这些自由，被美国人视为像呼吸空气一样理所当然。战败以来，日本人正在追求民主。一旦他们能没有顾虑率性而为，他们将会何等狂喜！杉本夫人曾经传神地描述过她在东京一所教会学校学习英语时能够随意种花植树的喜悦心情。老师分配给每个女学生一块园圃并供给所需的种子。

这块可以随意种值的园圃赋予我一种关于个人权利的全新感觉……人的心中能有这种幸福感，这件事本身就使我惊异……我这样的人，从不违背传统，从不玷污家庭名声，从不惹父母、老师、上级生气，从不损害世上任何事物，现在竟然也能自由行动了。

其他女学生都种花，而她却打算种马铃薯。

谁也不理解这种近乎荒谬的行为给我以莽撞自由的心情，自由之神在叩我的心扉。

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我家花园中有一块土地特意让它荒芜以保持天然野趣，但又总有人修剪松枝，整饰树篱。每天早晨老大爷还要清扫石阶，把松树下那块地方扫干净，然后把从林中采来的嫩绿松针细心撒在上面。

这种伪装的天然野趣对杉本夫人来说，就是她被教育的那种伪装的意志自由的象征。这种伪装在日本随处可见。日本庭园中一半以上埋在地下的巨石都经过精心挑选，从别处运来，并以小石块来铺底。巨石的布置要跟流泉、屋宇、矮丛、树木相互映衬。菊花也都是盆栽，准备参加每年处处都会举办的菊展。每朵花的花瓣都经过栽培者的细心修整，并且常常会用不易被看见的金属线圈来保持其形态。

杉本夫人幸运地摘掉了菊花上的这些细线圈。这时，她激动的心情愉悦而纯真。盆栽的花，花瓣一直被人摆弄，一旦回复了自然，就显现出满心的喜悦。但是今天，在日本人中不考虑他人的期望，对“耻”的压力提出怀疑，这种自由可能会破坏他们生活方式的微妙平衡。在新的局面下，他们必须学习新的制约方式。变化是有代价的，建立新观点和新道德并不容易。西方人不能设想日本人会立即采用新道德，并真正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但也不应该以为日本最终不能建立一套比较自由、宽容的伦理规范。生活在美国的“二世”日本人已经没有日本道德的知识和实践，他们的血液中也丝毫不存在要墨守其父母的出身国日本的成规。同样，生活在日本国的日本人，也有可能在新时代里建立起一种不用要求过去那种自制义务的生活方式———菊花完全可以摘掉金属线圈，不经人摆布依然秀丽多姿。

在进入扩大精神自由的过渡时期，日本人或许可以借助两三种古老的传统来保持平稳。其中之一就是“自我负责”的精神，亦即他们所说的自己负责擦掉“身上的锈”。身体被形象地比喻为刀，正如佩刀者有责任保护刀的光洁，人也要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他必须承认并接受由于自己的弱点、不坚定和无效性而产生的一切自然后果。在日本，对自我负责的解释远比自由的美国更加严格。在这个意义上，刀不是进攻的象征，而是理想和敢于自我负责者的比喻。在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这种德性将起着最有效的平衡作用。而日本的儿童教育和行为哲学已使自我负责的品德深入人心，成为日本精神的一部分。现在日本人已经在西方意义上提出了“放下刀”（投降），但在日本意义上，他们仍将继续努力关注如何才能使心中那把易被锈蚀的刀保持光洁。就他们的道德术语而言，这把刀是一种即便在自由、和平的世界里也能存在的象征。

投降后的日本人（1）

日本投降时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占领的性质。《波茨坦公告》说：“日本领土上经盟国指定之地点必须占领，以确保盟国达成其战争目标”，以及必须永久排除“欺骗或误导日本国民再度兴起征服世界的欲望”。

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部向麦克阿瑟将军发出的联合指令，作出了重大决定，并且获得了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的全面支持：日本人将负责本国的行政管理和重建工作。“只要

能促进满足美利坚合众国之目标，最高司令官将通过日本国政府的机构及包括天皇在内的诸机关行使其权力。日本国政府将在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的指令下，被允许就内政行使政府的正常职能。”因此，麦克阿瑟对日本的管理跟盟军对德、意的管理有相当大的区别。它纯粹是一个自上而下地利用日本各级官僚机构的最高司令部。最高司令部的通告发给日本帝国政府，而不是发给日本国民或县市的居民。它的任务是规定日本国政府的工作目标。如果某位日本内阁大臣认为不可能实施某项指令，可以提出辞职。如果他的建议正确，也可以修改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