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日本人说，他们做错事的时候，第一个嘲笑他们的是同学，而不是老师或家长。在这段时期，年长者的教育工作确实不是嘲笑自己的孩子，而是逐渐把受人嘲笑和“必须根据‘对社会的情义’而生活”这种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到了孩子6岁左右，为忠义而献身的故事所提倡的义务，才会开始变成对他们的一系列约束。长辈对孩子说，“如此下去，世人会耻笑你。”规则很多，因时因事而异，大多数跟礼节有关。这些规则要求个人意志服从于逐渐扩大的对家庭、邻居及国家的义务。要求自我抑制，认识自己所承担的“债务”，并逐渐处于欠恩负债的地位，告诉他如果打算还清恩情，就必须谨慎处世。

这是把幼儿期的嘲弄以新的严肃态度深植于正在成长的少年心中。八九岁的孩子就可能开始受到家人真正的排斥和打击。比如老师向家庭告状说他不听教导或者操行分不及格，家里人便不理睬他。假如有店主人指责他做了某种淘气的事，那就意味着“侮辱了家庭名声”，全家人都会指责他。我认识的日本人有两位在10岁前曾经两次被父亲逐出家门，因为感到羞耻，也不敢到亲戚家去，都只好呆在外边的窝棚里，被母亲发现后，经母亲调解才得以回家。小学高年级的孩子有时被迫关在家里“谨慎”，即“悔过”，专心致志地写日本人十分重视的日记。总之，家人都把这个男孩看作他们在社会上的代表，小孩遭到了社会的非难，全家人就反对他。他违背了“对社会的情义”，就别指望家庭的支持，也别指望同年人的支持。他犯了错误，同学就疏远他，他必须道歉并发誓不再犯，否则没有人会理睬他。

儿童学习（5）

在这段年龄以前，女孩的教育跟男孩的教育没有本质区别，只在细枝末节上有差异。女孩比男孩受到约束要多些，事情也要多做些。在接受赠礼和关怀时，女孩总是屈居末位。她们也不能像男孩子那样脾气暴躁。但她们还是有令人惊讶的自由：可以穿鲜红的衣服，可以跟男孩子一起在外面玩耍吵闹，还常常毫不服输。从6岁到9岁，她们开始逐渐懂得对社会的责任，情况和体验大致跟男孩相同。9岁以后，学校会男女分班，男孩子们逐渐开始重视新建立的男性团结。他们排斥女孩子，害怕被人看见和女孩子说话。母亲也告诫女孩子不要与男

孩子交往。据说这个年龄的少女动辄忧郁寡欢，深居简出，难以教育。日本妇女说这是“童欢”的终结。女孩的幼年期因男孩的排挤而结束。此后，她们的人生道路只能是“自重再自重”。这一教条将永远持续，无论结婚前后。

男孩懂得了“自重”和“对社会的情义”，不等于明白了日本男子应负的全部义务。日本人说：“男孩从10岁起开始学习‘对份内的情义’”，这句话的意思是 “义在憎恶受辱”。男孩必须学习这类规矩：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直接攻击对方，在什么情况下应以间接手段洗刷污名。我并不认为他们的意思是要孩子学会在遭受侮辱时进行反击。男孩子小时候就已经学会对母亲粗暴，跟同龄孩子争相诽谤、抗辩，没有必要在10岁以后再学习怎样攻击对手。“对份内的情义”的规范是要他们的攻击方式纳入公认的模式，并提供特定的处理方法。如前所述，日本人往往把攻击指向自己，而不是对别人行使暴力，学童也不例外。

六年制小学毕业后继续升学的少年（其人数约占人口的15%，男孩比例较高）立刻就面临激烈的中学入学考试。竞争涉及到每个考生和每门学科，这些少年也就马上要承担“对份内的情义”的责任。对这种竞争，他们并没有逐渐积累的经验，因为在小学和家庭里都是尽量把竞争降低到了最低程度。这种突然而来的考验，使竞争更加激烈和令人担忧。但日本人在缅怀往事时谈得最多的并不是这种激烈的竞争，而是中学高年级学生欺负低年级学生的习惯。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颐指气使，想尽办法捉弄，让低年级学生表演各种屈辱的噱头。低年级学生对此都十分憎恨。日本男孩是不会把这些事当作开玩笑的。一个男孩被迫在高年级学生面前奴颜婢膝、四脚爬行，他会咬牙切齿，策谋报复。并且由于不能立即报复，就会更加地耿耿于怀，怀恨在心。几年后，他也许会利用家庭势力把对方从职位上拉下来；或者苦练剑术或柔道，毕业后当众报仇，使对方出丑。如果不能报此仇怨，始终会“心事未了”。

那些没有升入中学的少年，在军队中会有类似体验。日本每4个青年就有1人被征召入伍。2年兵对1年兵的欺辱，远比中学高年级生欺侮低年级生厉害得多。军官对此毫不过问，士官也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干预。日本军队规范的第一条就是，向军官申诉是丢脸的。争执都在士兵间自行解决。军官认为这是“锻炼”部队的一种方法，并不参与其事。老兵会把上一年的积怨一古脑儿地向新兵发泄，以显示他们所受“锻炼”的水平。据说征集兵一旦接受了军队教育，往往变成另外一个人，变成“真正黩武的国家主义者”。这种变化并不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极权主义的国家理论教育，也不是由于被灌输了忠于天皇的思想，经历了各种屈辱的体验才是重要的原因。日本式教养培育出对“自尊”极其敏感的青年，一旦陷入这种环境，极易变得野蛮。他们不能忍受屈辱。他们把这种折磨解释为排斥，这也使他们自身变成精于折磨别人的人。

近代日本的中学及军队中上述事态之所以具有这种性质，自然是来自日本古老的嘲笑和侮辱习俗。日本人对这类习俗的反应也并非学校和军队创造的。由于日本有“对份内的情义”的传统规范，嘲弄和折磨比在美国更令人难忍受。尽管受嘲弄的群体到时候会依次虐待另一个受难群体，但这并不能防止被侮辱的少年千方百计对施虐者进行报复。在许多西方国家中，找替罪羊来发泄积愤是常见的民间习俗，比如在波兰，一个新学徒或年轻的收割手被嘲弄以后，他不是向嘲弄者泄恨，而是对下一代徒弟或收割手发泄。日本的少年当然也用这种方法消除怨恨，但他们最关心的还是直接复仇。受虐者必须直接报复施虐者才“感到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