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的《于絮尔·弥罗埃》中曾讲述萨维尼安·波尔当杜埃被关进圣贝拉日监狱。这座监狱当时是关押欠债的犯人的。

    杜·瓦诺布尔夫人预见不到一个最富有、最精明的经纪人的破产，她便一下子乱了阵脚。她把法莱克斯的钱胡乱花光，对于正经事情和自己的未来，全指望着法莱克斯。“一个看上去那么好心的孩子，哪会料到出这种事呢？”她对玛丽艾特这样说。几乎在所有社会阶层里，“好孩子”总是宽厚大方，这边借给人几个埃居，那边借给人几个埃居，而并不去讨帐。他总是按某种高尚的超越一般承担义务的道德准则行事。某些像纽沁根那样被称为高尚诚实的人却把自己的恩人搞得倾家荡产。而某些从轻罪裁判所出来的人对一个女子却非常正直。完美无缺的道德，莫里哀幻想的阿尔赛斯特这样的人物是极为罕见的。不过，这种美德还是到处存在，甚至巴黎也有。“好孩子”是性格中某种优美成分的产物，说明不了什么。一个这样的人就像一只摸上去柔软光滑的猫，或做得非常合脚的拖鞋一样。所以，法莱克斯作为靠情人养活的女人所理解的“好孩子”，他应该将破产提前通知自己的情妇，并给她留下生活所需的条件。风流骗子德·埃斯图尔尼也是个“好孩子”。他在赌场作弊，但是他为情妇留了三万法郎的钱。因此，在狂欢节的夜宵桌上，有人谴责德·埃斯图尔尼时，女人们便回答说：“这无关紧要！……你们说什么都没有用，乔治是个好孩子，他行为高尚，该有一个更好的前程！”妓女们不把法律放在眼里，而仰慕某种正直的行为。她们像艾丝苔一样，能够为某种私下的美好理想，而把自己卖给她们追求的目标。

    杜·瓦诺布尔夫人费了很大力气从灾难中救出几件首饰后，又受到这样的谴责：“是她使法莱克斯倾家荡产的！”她在这种责难的可怕重压下，垮了下来。她已经三十岁，虽然还有花容玉貌，但是，由于在这种危机中有众多对手，这样一个女人也就很容易被人看作未老先衰了。玛丽文特、弗洛丽娜和杜莉亚热情地接待她们的这位朋友吃晚饭，给她一些接济，但是不知道她欠了多少债。她们不敢追根究底问个明白。

    “电鳐”与杜·瓦诺布尔夫人已有六年没有见面，这在巴黎这个潮起潮落的海洋中已是一段漫长的时光，因此杜·瓦诺布尔夫人“落难”者竟然不敢向“电鳐”这个坐高级马车的女人开口。但是，瓦诺布尔知道艾丝苔很宽厚，有时候不能不想到艾丝苔“承袭”（按瓦诺布尔的说法）了自己的房子，想要寻找一个看来似乎碰巧其实是有意制造的机会，去跟艾丝苔会面。为了寻求这一巧遇，杜·瓦诺布尔夫人穿上体面的衣服，每天挎着泰奥多尔·加亚尔的胳膊去香榭丽舍大街溜达。泰奥多尔·加亚尔最后还是娶了她。加亚尔在困境中对他的前情妇很不错，为她租包厢，让别人邀她参加各种社交集会。她相信终有一天艾丝苔会出来散步，她们会面对面地碰头。

    艾丝苔的车夫是帕卡尔。根据卡洛斯的吩咐，艾丝苔的房子在五天内已由亚细亚、欧罗巴和帕卡尔进行安排，以便把圣乔治街的那幢房子变成一个无法攻克的保垒。

    另一方面，贡当松告诉佩拉德，德·纽沁根先生的情妇已在香榭丽舍大街露面。佩拉德便在深切仇恨和报复愿望的驱使下，尤其是怀着要让心爱的女儿莉边站住脚的意图，把香榭丽舍大街当作自己散步的目的地。佩拉德装扮成一个十足的英国人，讲法语时还掺杂一些英国人讲我国语言时小儿学话的腔调，而且学得维妙维肖。他讲一口地道的英语，对英国的情况非常熟悉。一七七九年和一七八六年，巴黎警察局曾三次派他去英国，在伦敦和一些大使官邸冒充英国人，而没有引起怀疑。佩拉德从著名的故弄玄虚者缪松◎那里学来不少本领，善于巧妙地乔装改扮，有一天，连贡当松都没有认出他。有一次，贡当松扮装成一个黑白混血儿陪伴着佩拉德，佩拉德表面上显得漫不经心，实际上什么都看在眼里，他用这种目光搜索着艾丝苔和她那些下人。

    ◎缪松（一七三九—一八二○），法国画家，帝国时代颇有名望。

    天气晴朗和干燥的日子，坐高级马车的人们都到道路一侧的平行便道上去散步。艾丝苔在便道上与杜·瓦诺布尔夫人相遇的那天，佩拉德自然也在那里。佩拉德身后跟着那个穿仆人制服的黑白混血儿，俨如一位只在考虑自己事情的英国佬，毫不做作地走向两个女人站着的那条线上去，以便尽力窃听她们谈话的片言只语。

    “啊，亲爱的，”艾丝苔对杜·瓦诺布尔说，“来看我吧。纽沁根对自己负有责任，他总不能让他的经纪人的情妇身无分文呀……”

    “而且人家说，是他搞得那个人倾家荡产的。”泰奥多尔’加亚尔说，“我们本来可以好好敲诈他一番……”

    “他明天来我家吃晚饭，你也来吧，我的好姑娘。”艾丝苔说。接着她又在杜·瓦诺布尔夫人的耳边嘀咕道：“现在，我想怎么样，他就得依我，他还没得到这个呢！”她把一个戴手套的手指放在最漂亮的一颗牙齿下面，做出这个人们很熟悉的动作，那意思是；什么也没有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