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垄断着大众通俗艺术的几大力量：报业、摄影、电影、唱片、无线电广播，基本属于科技与工业的发展结果。然而自19世纪后期以来，在一些大城市的通俗娱乐角落里，某种独立的真实创造精神，也已经开始明显地进发涌现出来（见《帝国的年代》）。进入20世纪，这股创造灵感的源泉一点也未枯竭，随着媒体革命反而更上层楼，远超过当初源起的原始环境。于是阿根廷的探戈（tango）正式登场，尤其更从舞蹈扩大而为音乐，并于20和30年代达到成就和影响的巅峰。当探戈天王巨星加戴尔（carlos gardel，1890-1935），不幸于1935年因飞机失事殒命时，全拉丁美洲为之同声哀悼，更由于唱片的作用，永垂不朽长存乐坛。桑巴（samba）对巴西的象征作用，也如探戈之于阿根廷，乃是20年代里约热内卢狂欢节（rio carnival）大众化的产物。然而一切新音乐形式之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影响最为深远者莫过于爵士乐在美国的发展，主要是受到南部黑人移往中西部及东北部大城市的冲击形成：就是专业演艺人员（多系黑人）独有的艺术性音乐。

不过，这些大众化创新及发展的力量，在本土之外往往有其限制；比起本世纪下半时期产生的革命性变化，当时的状况也有所不及。因为进入20世纪第二个50年，以最明显的例子为证，某个由美国黑人蓝调音乐直接承袭的名词——摇滚——竟然一举成为全球青少年文化的共同语言。不过回到20世纪上半期，大众媒体与通俗性的创造力——只有电影除外——虽然远不及后来的下半场热闹（后文将予讨论），其质量之高，却已足以令人咋舌，尤以美国为最。此时的美国，已经开始在这些行业中执牛耳地位，具有无可挑战的优势。其中原因，自然多亏它高人一等的经济优势、对于商业及民主的投入，以及在大萧条后，罗斯福民粹政策的重大影响。在通俗文化的领域里，美国就是世界，不然就只有沦于地方性乡下地位。在这些娱乐业里面，再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或地区发展出来的模式，可以获得如此尊崇的国际声势——不过，某些国家确实也拥有相当广泛的地区性影响（如埃及音乐在伊斯兰世界）；不时并偶有异国风情，进入国际商业通俗文化主流，造成一时流行（如拉丁美洲的伴舞音乐）。唯一特殊的例外是运动。在大众文化的这一方舞台之上——任谁欣赏过巴西足球队全盛时期的演出，能够否认运动也是一门艺术？——美国的影响力，始终仅限于华盛顿政治的支配范围之内。正如板球，只有在当年大英帝国米字旗飘扬过的地方，才是一门大众运动；同样地，在美国陆战队登陆以外的地方，棒球的势力始终极微。真正拥有世界性地位的运动，只有足球。这个在当年随着英国经济的足迹，携往其所到全球之处的竞技产物，就从北极冰区，到赤道热带，带给了球迷许多以英国公司，或海外英国人为队名的球队——如圣保罗运动俱乐部（sao pauloathletic club）。这个简单却极优雅的运动，没有复杂的规则与装备，可以在任何大小尺寸符合、并大致不失平坦的开放场地练习。它之所以走遍全球，完全是出于其作为运动本身的优点所致。随着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的揭幕（乌拉圭夺魁），足球，确已成为真正的国际性运动。

不过依据我们当代的标准，此时的大众运动，虽然已经走上国际化之路，却仍然相当原始。它们的从业人员，尚未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喙吞噬。伟大的运动明星，如网球名将，也依然还是业余运动员（也就是还具有传统的资产阶级地位）。即使身为职业运动员，收入也不比普通技术工人高出多少，如英国足球界即是。至于欣赏的方式，也依然得靠面对面亲临观看，因为连收音机的转播，也只能借着播音员的声音分贝，将赛况的紧张气氛传送而已。电视时代，以及运动员天文数字的高薪，有如电影明星身价一般的日子，离此时尚有几年时光。但是，我们在后文将会看见（第九至十一章），其实为时也不太远了。

第七章 帝国告终

他在1918年投身恐怖分子的革命阵营。在他婚礼当天，他的革命导师也在场。自此开始一直到1928年他死亡之时为止，10年之问，他不曾与妻子共同生活一天。革命人的钢铁纪律，就是远离女生……他常常告诉我，印度若能效法爱尔兰的方式奋斗，必将获得自由。我就是在与他共事之时，开始读到丹·布伦（dan breen）所著的那本《我为爱尔兰自由而战》（my fight for irish freedom）。丹·布伦是玛斯特达（masterda）心目中的理想。他还依爱尔兰共和军的名字，把自己的组织也命名为印度“共和军吉大港支部（chittagong）。

——社特（kalpana dutt，1945，pp．16－17）

殖民地官员天生就有一种特性，他们不但容忍殖民当地贿赂贪污的恶质文化，并且还有意加以鼓励。因为这种现成的恶习，正方便他们控制那一群蠢蠢欲动，而且经常有异议的广大人口。在这种方式下，如果一个人有所企图（不论是想打赢官司、取得政府合同、获得英皇颁授勋爵名位，或是弄到一份公家工作），都可以借着向握有权利之人行贿而达到目的。至于所行之“贿”，倒不一定都以金钱（此举既露骨又粗鄙，在印度的欧洲人很少愿意用这种方式弄脏他们的手）。惠赠的方式，可能是交情或尊敬，热情地款待，或对某些“善事大义”的慷慨捐款。但是最被看重的方式，则是对英国统治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