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爵士年代”的“爵士”，源起于美国黑人音乐，掺和以切分式节奏的舞乐，加上背离传统的器乐编曲手法，在前卫艺术界立即掀起热情反响。其中原因，不完全在爵士乐本身的优点，更多的因素，却是出于这种表现风格乃是现代的又一象征，代表着机器时代与旧时代的决裂。简单地说，这是文化革命的又一宣言——包豪斯成员的相片，便是与萨克斯风合影。可是，虽然爵士乐已被公认为美国对20世纪音乐的一大贡献，爵士作品的真正喜好者，当时却仅限于极少数的知识圈内（无论前卫与否），直到20世纪下半时期方才改观。而当时，对爵士乐滋生真心热爱的人，往往属于人数甚少的极少数——如作者本人，就是在别号“公爵”的爵士乐巨匠埃林顿（duke ellington）1933年莅临伦敦之后，成为爵士乐迷。

现代主义的面貌虽然多端，两次大战之间凡想证明自己既有文化素养，又能紧跟时代的人，莫不挂上“现代主义”的名牌。不管他们是否真的读过、看过、听过、甚至喜欢这些当时为众人认可的大家作品，若不能煞有介事俨然引经据典一番，简直就不可思议——如艾略特、庞德、乔伊斯、劳伦斯等，就是30年代前半期英国“文艺青年”朗朗上口的流行辞汇。更有趣的是，各个国家文化先锋，此时亦将“过去”重新改写或重予评价，以符合当代的艺术要求。他们告诉英国人，绝对得把弥尔顿（milton）及丁尼生（tennyson）给忘了，如今崇拜的对象，应换作多恩（john donne，1572-1631）才是。当时英国最负盛名的批评家——剑桥的利维斯（f．r．leavis），甚至为英国小说编列出一部新的“正典法统”，或所谓“大传统”，与一脉相承的传统完全相反。因为历代以来，凡是不入这位批评家法眼的文学创作，通通一律予以除名，包括狄更斯（dickens）的全部作品也不能够幸免，只有《艰难时世》（hard times）一作侥幸过关；虽然一直到当时为止，这部小说都被认为是大文豪的次要作品。

至于对西班牙绘画爱好者来说，如今牟利罗（murillo）被打入冷宫，起而代之务必欣赏赞扬的大家则是格列柯（eigreco）。尤有甚者，任何与资本年代及帝国年代有关的事务（除去前卫艺术之外），不但被冷落排斥，而且根本就扫地出门，从此消失不见。19世纪学院派画作的价格非但一落千丈，直到1960年之前，简直无人问津，愈发显示了这种改朝换代的激烈现象（相对地，印象派及其后的现代派作品则身价上涨，不过幅度不大）。同理，若有人对维多利亚式建筑稍有赞美，便有故意冒犯“真正”高品位之嫌，并带有反动集团的气味。即使是自幼生长在自由派资产阶级式伟大建筑物环绕之中的作者本人——维也纳的旧都“内城”，即因它们而丰润浓郁——却在新时代文化氛围的耳濡目染之下，受一种习气影响，认为这些旧建筑不是矫揉造作，便是浮饰虚华，或甚至两罪并俱。不过，一直要到了五六十年代，它们才真正遭到“大批”铲除的命运，可谓现代建筑史上损失最惨重的10年。也正因如此，到1958年，才有“维多利亚学社”（victoriansociety）成立，欲图保存1840-1914年间的建筑。这已经是“乔治亚社”（georgian group）成立的20余年之后，后者的立社宗旨，就是为了保存那些命运不比此期凄惨的18世纪遗产。

前卫风格对商业电影的冲击，更显示“现代主义”的足迹，已经深入日常生活之中。然而它的行动拐弯抹角，仍是经由一般大众不视为“艺术”的制作生产途径，最后并依据某些美学价值的先验标准而判其高下：主要是靠公共宣传、工业设计、商业平面美术以及日常用品。因此在现代主义大家中，美籍匈牙利裔建筑师暨设计师布罗伊尔（marcel breuer）著名的管式座椅（tubular char，1925－1929），就同时带有一股意识风格和美学任务（giedion，1948，pp．488－1995）。可是这把椅子风行现代世界，却非以前卫宣言的姿态出现，而是它朴素实用的设计——方便搬动并可多把叠放。但是无可否认，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到20年间，西方世界的都市生活便已布满了现代主义的印记，甚至在美英两国，在20年代对现代主义似乎完全不能接收，如今也伏在它的脚下。流线型的风格，从30年代开始——不顾适合与否——风靡了全美各项产品的设计，与意大利的未来派应合。起源于1925年“巴黎装饰艺术大展”（paris exposition of decorative arts）的“装饰艺术”（art deco），则将现代派的几何多角线条（angularity）及抽象风格，带入家庭生活。30年代出现的现代出版业平装本革命——企鹅丛书（penguin books），也是举着柴齐休德（jantschichold，1902－1974）的前卫印刷体裁旗号。不过现代主义的攻势，仍未能直接命中一切；直到二战后，所谓现代派建筑的国际风格，才全面席卷城市景观。虽然它的主要号手及实行家如葛罗皮厄斯、柯比思耶、密斯·范·德·罗厄、莱特（frank lloyd wright）等人，早已活跃一时。在此之前，除去某些特例之外，绝大多数的公共建筑，包括左派兴建的平民住宅计划在内，都极少展现现代主义的雪泥鸿爪（一般原以为，左派对富于社会意识的新建筑，应该表示亲近才是）。唯一的影响，只是它们都对建筑物的装饰线条表示极度厌恶而已。20年代工人阶级聚居的“红色”维也纳，曾大兴土木重建，主其事的建筑师大多在建筑史上默默无闻，即或小有地位，也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角色。可是在此同时，日常生活中的次要用品，却正在现代主义的冲击下快速改头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