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涨。但是这迫使德方以债养债整套做法的后果，我们都已经看见了，最终却使德国及欧洲对美国的风吹草动极为敏感。1929年华尔街股票大跌之后，美国对外贷款资源发生危机，可是美方向外出借的能力，早在股市崩溃之前就开始衰退了。大萧条期间，赔款付款这建筑在沙滩上的架构，一古脑全部倒塌。到了最后，付不付款，对德国或世界经济都无所谓了；付款停止，产生不了任何正面作用。因为经济已经完全解体。1931－1933年间，为国际付款所做的各项安排也一一破产。

然而，两战之间经济之所以严重崩溃，大战期间及战后欧洲的分崩离析及政治纷乱，只能为其提供一部分理由。从经济的观点来看，可以分由两方面讨论。

其一，当时，国际经济呈现极端不平衡的局面，美国的高速成长，和世界上其他各国根本不成比例。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完全发挥不了作用。因为美国与1914年之前作为全球中心所在的大英帝国不同，前者自给自足，对外界几乎没有任何需要。因此之故，美国又有一项与英国不同之处：它根本不在乎国际账务支付是否稳定，更不会出面维持。而过去英国身为大出口国家，深知国际付款是用英镑，所以极其注意维持其币值的稳定。美国之所以不甚需要他国，是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它对外来的资金、劳力，以及（相对而言）日常必需品的需求，都较以往任何时候为低，只有少数原料例外。美国的出口，对世界其他地区虽然很重要——好莱坞等于独霸了全球的电影市场——对本国总所得的重要性而言，却比任何工业国家都小得多。美国退离世界经济舞台中心，对全球影响到底有多重大，这也许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过，美国经济学家及政治人物显然深受这类说法所动，认为美国的消极导致了萧条的发生。因此二战期间，他们极力说服华盛顿当局改弦更张。于是1945年后，美国便开始全力担负起维持世界经济稳定的责任（kindleberger，1973）。

经济大恐慌的缘由，还有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当时世界经济产生的需求不够，不足以维持长期的扩张。我们已经看见，20年代的繁荣现象其实相当虚弱，甚至美国亦然，当时美国农业已经开始不景气。跟众人一向以为的伟大爵士时代的神话印象相反，一般人的工资也并未大幅上升。到了景气末期，最后股价暴涨的几年，工资甚至开始迟滞不前（historicalstatistics of the usa，i，p.164，table d722-727）。当时的现象是，工资落后不动，可是利润却不成比例地大幅跃升。结果富者愈富，占去全国资产的一大半。这种情况，在所有自由化市场暴涨时都是如此。工业生产力不断快速增加，可是大众需求却无法配合，赶不上亨利·福特（henry ford）最盛时期大量生产的步伐。结果就是生产过剩，投机风大起，接下来引发的便是总体的崩溃了。在此，不论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意见何等纷纭，甚至到了今天他们还在争辩不休。但是，当时凡对政府政策有兴趣的人士，都对需求普遍不足的现象印象深刻，连凯恩斯也不例外。

最后的大崩溃终于来临，对美国的打击自然最为猛烈。又因为早先由于需求增长不足，商人大幅扩大消费信用以刺激需求。如此一来，全面崩溃的打击更重。（读者诸君如记得80年代后期的现象，应当觉得这段历史相当眼熟。）自欺的乐观分子投机成风，又有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欺世财务专家煽风点火，房地产界一度异常兴旺，早在大崩溃前的好几年就达到巅峰。银行吃了大亏，一身死账，现在对新申请的房屋贷款以及重新抵押，一律予以拒绝。可是为时已晚，已经来不及了，（1939年）将近半数的房屋贷款无法履行偿付责任，平均一天有1000户住宅被查封。拖累之下，美国数千家银行一个接一个倒闭（miles et al，1991，p．108）。当时全美国各种中短期的私人贷款，总数高达65亿美元，其中仅汽车贷款一项，就占了14亿（ziebura，p．49）。另外一项因素，愈使经济受到信用暴增的影响。原来美国消费者借款的目的，不是花在传统强健身心的衣食用项。而衣食消费，伸缩性很小。一个人再穷再苦，日常生活所需也有一定的基本额，降不到哪里去。而同样地，就算收入增加了两倍，日常需用也不会同比例增加。可是美国民众贷款购买的不是基本温饱的东西，而是当时美国已经开始大力鼓吹的现代消费社会的耐用消费品。然而车子、房子，并不是急需之物，随时可以延后，需求弹性很受收入的影响。

因此，除非大家都觉得不景气只是一时现象，对未来都抱着相当信心，否则像这样大的危机带来的冲击自然异常严重。1929－1931年间，美国汽车产量骤减了一半。跌落得更厉害的是以低收入为对象的留声唱片出版量（所谓的黑人唱片及爵士乐唱片）；有一段时间几乎完全销声匿迹。总而言之，“这一类新产品和新生活方式，跟铁路、新式轮船、钢铁及生产机器工具都不一样——后者有助于降低成本——前者却得依靠收入快速普遍地增加，以及众人对未来持有的高度信心。”（rostow，1987，p．219）不幸的是，此刻一败涂地、完全崩溃的，正是大众的收入和信心。

有史以来最恶劣的周期萧条最后终于结束了。1932年后，各方面的迹象都明白显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某些地区的经济甚至开始呼啸前进。到了30年代末期，日本和瑞典的生产量——不过后者稍差一点——几乎已达不景气前的两倍，到了1938年，德国经济已超出1929年的四分之一倍（不过意大利却无如此好运）。甚至连经济状况最死寂的英国也出现复苏，不过众人希望的高涨却始终不曾到来。世界依然陷在一片萧条中，其中以经济最强国美国为最，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施行一连串“新政”（new deal）以刺激经济——其中不乏相互矛盾之处——却无法充分达到预期的效果。1937－1938年，经济确曾一度强力复苏，可是旋即再度崩溃，还好这一回惨跌的规模，比1929年后稍好。汽车制造业一向是美国工业的标杆，始终未能恢复1929年时期的高峰；到了1938年，汽车总产量还只停留在1920年的水准（historical statistics，ii，p．716）。身处90年代的人，回顾当年，最先便感到当时评论人士的一片悲观气氛。优秀的经济学家认为，若任由资本主义自生自灭，便只有萧条停滞一途。早在巴黎和会时，凯恩斯便提出这种看法。现在大恐慌过后，美国更弥漫这种悲观的论调。难道任何经济体制一旦趋于成熟，都得走上这条长此停滞萧条的不归路？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得（joseph a.schumpeter）是另一个对资本主义前途持悲观论预言的学派。他曾表示：“在任何经济长期衰退之下，甚至连经济学家也会受到时代气氛的感染，跟众人一同沉沦，提出萧条将从此长驻不去的悲观理论。”（schumpeter，1954，p．1172）抚今追昔，也许未来当史家回顾1973－1991年的历史之际，也会惊异70和80年代众口一声的顽固乐观气息，当时的众人，一味否定资本主义世界将有再度陷入不景气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