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现象及后果如此严重，难怪被人看作是对国家最为沉重甚至致命的打击了。二战中期，伦敦《泰晤士报》一篇社论写道：“失业，仅次于战争，是我们这一代蔓延最广，噬蚀最深，最乘人不防而入的恶疾，是我们这个时代西方特有的社会弊病。”（arnet，1943，p．250）像这样一段话，在过去工业化的历史中，从来不可能出现，真可谓一针见血，比起任何考据研究，都更能充分解释战后西方政府种种施政措施的缘由。

说也奇怪，大难迷乱的感觉，在企业家、经济学家，以及政界人士心中，反而更为深刻，胜过平民百姓。对一般大众来说，失业的滋味固然很苦，农产品的价格固然跌得太重，可是他们以为，不管是什么方向——或左或右——总有个政治手段可以替他们解决这天外飞来的不公现象，因为穷老百姓欲望其实很低。但在事实上，旧有的自由经济体系架构，偏偏正缺乏解决的手段，技穷之下，经济决策人士更是窘态毕现。短期内为了立即解决国内的危机，他们只好牺牲世界整体经济繁荣的基础。4年之内，国际贸易下降了60％（1929－1933年），同时间里，各国却加速地高筑壁垒，力图保全自己国内的市场及通货免受世界性经济风暴的冲击。可是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如此一来，全球繁荣所必需的国际多边贸易体系也将分崩离析。1931－1939年间签定的510项各国商业协定之中，60％不再包括国际贸易制度中最重要的一块基石，“最惠国待遇（most favorable nation staitus）。至于少数依然保存者，优惠内容也大幅减低（snyder，1940）。这种恶性循环真不知有没有出头的一天？

这一切对政治环境自然有莫大的直接影响，产生了自有资本主义以来，创伤最惨重的一页悲剧，我们在下面将有进一步的讨论。不过在探讨短期冲击之前，必须先研究一下经济衰退所导致的长期重大意义。一言以蔽之：这场经济大萧条足足摧毁了自由派经济达半个世纪之久。1931－1932年间，英国、加拿大、北欧诸国以及美国，都一律放弃了长久以来被视为国际汇率稳定所需要的金本位制度。到了1936年，连一向对金条笃信不疑的比利时、荷兰，甚至法国，也纷纷如此。象征意味更重的事件，发生于1931年，甚至连大英帝国也放弃了“自由贸易”的政策。要知道自1840年以来，在经济上，自由贸易对于英国，就如同在政治上美国宪法对于美国一般，同是两者身份形象的象征。英国从世界经济体系中撤退，放弃了自由交易的原则，愈发凸显当时各国急于保护自家门户的现象。说得更明确一些，西方各国在大萧条压力之下，不得不将社会政策的考虑列为优先，经济事务只好屈居次要了。否则政治后果之严重，德意志等国的例子就摆在那里——不分左右，各种党派都被迫走上日趋激烈之路。

于是，凡在过去就以提高关税为手段，抵制外国竞争，保护国内农业的国家，现在把关税提得越发高了。但单靠提高关税不足为凭，大萧条期间，各国政府开始提供补助，保证农产品价格，对收购过剩的产品，或者干脆付钱给农家，叫他们停止生产。1933年之后，美国就曾出此下策。70和80年代，在“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之下，欧洲共同体几乎被人数日益稀少的的农户所享有的补贴政策给拖垮。而这个奇怪的矛盾政策，其实正是大萧条留下的余孽啊。

至于工人阶级，战后各国致力消除大量失业的现象，“完全就业”成为改良式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首要经济任务。倡导这项政策的人士虽然不止一位，但其中最出名的先觉者和前锋，要数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6年）。他的学说主张，铲除永久性大量失业，有利于经济发展，其出发点政经兼顾。凯派人士认为，完全就业工人的收入，将为经济制造消费需求。这项看法固然相当正确，可是舍此而外，增加需求的方式其实还有许多。英国政府之所以迫不及待，单单挑上这一项急忙实行的缘故——甚至在二战结束之前就急忙推动——主要在于大量的失业对政治、对社会都具有极为强烈的破坏力。这个事实，大萧条期间大家都亲眼看见过了。众人对此深信不疑，以致多年后当大批失业再度出现，尤其在80年代初期严重不景气的时期，许多观察人士（包括本书作者在内），都以为社会紊乱将会再起。结果，出乎意料，混乱并未发生（见第14章）。

社会所以不曾大乱，主因在各国鉴于惨痛教训，大萧条之后纷纷设立了社会福利制度。1935年美国通过“社会安全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谁还会对这个行动感到惊异？多年以来，各发达工业国——除了少数例外，如日本、瑞士及美国——都普遍设有规模庞大的福利措施，使得大家都习以为常。我们几乎忘了，迟至二战以前，世界上根本没有几个符合现代定义的“福利国家’。甚至连向以福利完善著称的北欧国家在内，当时也不过刚起步而已。事实上福利国家一词，一直到40年代以后才开始被人使用。

大萧条重创之大，更使一个事实显得愈发突出：那个早与资本主义分道扬镳的国家——苏联，却仿佛免疫似的，丝毫不为所苦。当世上其他国家，至少就自由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经济陷入一片停滞现象之时，唯独苏联，在其五年计划指导下，工业化却在突飞猛进的发展之中。最保守的估计，从1929年开始，一直到1940年，苏联工业产量便增加了3倍。1938年时，苏联总生产量在全球所占的比例，已从1929年的5％跃升为18％。同一时间，美英法三国的比例，却由全球总额的59％跌落为52％。更令人惊奇的是，苏联境内毫无失业现象。于是不分意识形态，众人开始以苏联为师。1930－1935年间，一小群人数虽少，却具有雄厚影响力的社会经济人士，纷纷前往苏联取经。他们看到的苏联经济，虽然处处可见其原始落后缺乏效率的痕迹，更暴露斯大林集体化和大规模镇压的残暴无情。可是这些印象，都不及苏联经济不为萧条所动的成就深刻。因为这些外来访客一心所想解决的问题，并非苏联内部真正的政治经济现象。他们关心的对象，乃是本身经济体系的崩溃和西方资本主义失败的程度。苏维埃制度有什么秘诀？有何值得学习的经验吗？此起彼落，模仿苏联五年计划之举纷纷出笼。一时之间，“计划”一词成为政界最时髦的名词。比利时、挪威的社会民主党派，甚至开始正式采用“计划”。英国政府最受敬重的元老，也是英国国教重要一员的索特爵士（sir arthur salter），此时也出书鼓吹计划一事的重要性，书名为《复苏》（recovery）。他在书中主张，社会必须经过妥善筹划，方能避开类似大萧条性质的恶性循环。英国政府内许多持中间路线的大小官员，也组织了一个不分党派的智囊团体，称作“政经计划会”（political andeconomic planning，pep）。年轻一代的保守党人士，如日后出任首相的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 1894－1986），则纷纷自命为计划派的发言人。甚至连以反共为标榜的纳粹德国，也剽窃了苏联的点子，于1933年推出所谓的“四年计划”。（其实1933年之后，纳粹本身应付大萧条的方案也有相当成效。不过由于某些原因，纳粹的成功和未引起国际间同样的重视，我们在下章将有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