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实验的失败，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大计划有何影响？令世人对它产生几许怀疑？这却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大问题。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在基本上，乃是建立于一种社会对生产、分配及交换手段拥有主权，并从事计划性经济的制度。这种经济理想，在理论上自有其合理性，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为经济学家所接受——奇怪的是，这套理论的创始者，却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非社会主义的纯经济学家们。不过实行起来，难免会有实际上的明显缺陷——至少，官僚化就是一种。此外，如果社会主义也打算考虑消费者本人的喜好，而非只是一味告诉他们何者对他们有益，就势必得从“价格”入手——至少一部分地——由市场价格与“会计价格”（accounting prices）两者并进。这个话题，在30年代自然非常热门，事实上，当时西方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也已假定，必须通过“计划”（最好是非中央集权式的计划），配合“价格”双管齐下。但是去证明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经济能够实际运作，当然并不是要证明——比方说——比起黄金时期混合经济年代某些比较公平的经济制度，前者一定比较优越。而且即使可行，世人也不一定愿意采纳。在此，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主要是将整体性社会主义的问题，与特定性的“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经验做一区分。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表示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便不可行。事实上，就因为苏联式中央指令计划的死胡同儿经济走不通，无法将它自己改造成“市场性社会主义”，更证实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十月革命的悲剧，就在于它只能制造出自己这一种支配型社会主义。记得30年代最成熟最有智慧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之一，朗格（oskar lange），离开美国重返祖国波兰，为建立社会主义鞠躬尽瘁，到最后进入伦敦一家医院死在病床上。临终前，他曾对友人及前来看望他的仰慕者说过一些话，作者也在其中。根据我的记忆，以下便是他的感想：

如果说20年代时我在俄国，我会是一名布哈林派的渐进主义者。如果有机会为苏联的工业化进言，我会建议一套比较有弹性的特定目标，就像那些能干的俄国计划工作者所做的一样。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却要问我自己，反复地问：有没有可能，会有另一条路，可以取代当时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凡事一把抓、惨无人道、实际上等于没有计划的、胡乱冲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我真希望我可以回答：“有”。但是我不能。我找不到任何答案。

第十七章 前卫已死——1950年后的艺术

艺术可以作为一项投资，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才兴起的一种新观念。

——《品味经济学》（g．reitlinger，1982，vol．2，p．14）

白色系列的大件商品——如电冰箱、电炉，以及过去那一切雪白的磁制器具——那些在以往推动着我们经济运行的白色玩意儿，如今都上了淡彩了。这是一种新现象。而且市面上也有很多普通艺术品跟它们搭配。非常好的东西。你打开冰箱取桔子汁，就有魔花曼德拉（mandrake the magician）从墙上走下来看着你。

——《分隔的大街：美国》（studs terkel，1967，p．217）

第十七章 前卫已死——1950年后的艺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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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总喜欢将艺术和人文科学的发展单独处理，与其所在的背景分离开来——包括作者本人在内——却不管事实上的根源与社会联结得有多扎实、有多深刻。我们总将艺术人文，当作一支拥有本身特定规则的人类活动，因此也可以在这种隔离的条件下加以评价。然而在革命为人类生活面貌带来重大改变的时代里，这种对某层面的历史进行单独研究的老法子，虽然现成，虽然方便，却显得越来越不合实际了。其一，这不只是因为“艺术创造”与“人工巧制”之间的分野越来越趋模糊——有时甚至完全消失；或许是因为在这世纪末的时刻，那群颇具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们认为，若硬要决定莎士比亚的《麦克白》（macbeth）与《蝙蝠侠》（batman）孰优孰劣，不但是不可能、也是没有意义的做法，而且有反民主的嫌疑。其二，同时也由于种种决定艺术事件产生的力量，也越来越起于艺术本身之外。在这个科技革命高度发展的时代，许多因素更属于科技性的一面。

科技为艺术带来的革命，最明显的一项就是使艺术变得无所不在。无线电广播已将音波——音乐与字词——传送到发达世界的家家户户，同时也正继续向世界的落后地区渗透。可是真正让无线电广播普及全球的玩意儿，却是晶体管及长时效电池的发明。前者不但缩小了收音机的体积，也使其更便于携带；而后者则使收音机摆脱了官方正式电力网的限制（即以都市为主的限制）。至于留声机及唱机都是老发明了，虽然在技术上经过改进，可是使用起来，却仍然显得笨重不便。1948年发明的长时间唱片（long-playing record lp），在50年代很快便受到市场欢迎（guiness，1984，p．193）。它对古典音乐的爱好者来说，乐趣良多，因为这类乐曲的长度往往很长——与流行乐曲不同——很少在旧式78转的35分钟限制之内能结束。可是真正使得人们走到哪里，都可以欣赏自己爱好的音乐的发明，却是盒式录音带，可以放在体积日趋缩小、随处携带、并用电地供电的录放机内播放。盒式录音带于是在70年代风靡全球，而且还附带有便于复制的好处。到了80年代，音乐便可以处处飘送处处闻了。不管进行什么活动，人人都可以带着耳机，连接到一个其尺寸可以放进口袋的装置，静静地私下享受由日本人首先发明（经常如此）的这项玩意了。或者正好相反，从装有大功率喇叭的手提音响（ghettoblasters）——因为厂商还未成功地设计出小型喇叭——向所有人的耳朵强迫传送。这个科技上的革命，有着政治和文化两方面的影响。1961年，戴高乐总统成功地呼吁法国士兵，起来反对他们司令官策动的政变。到了70年代，流亡在外的未来伊朗革命领袖霍梅尼的演说，也以此传进伊朗，大事复制，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