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卡拉伊瀑布 —— 4

当天夜里，雷伯·克立姆罗德和迪耶戈·哈斯坐飞机抵达巴黎。这两个人按既定计划互相分手。雷伯并不告诉迪耶戈他要去哪儿，迪耶戈则前往雷伯指定他去的地方。

迪耶戈来到乔治五世大饭店。经通报后，他很快来到两个十分明显属于女性的人面前——她们大概是法国人，无疑应归入举止轻佻的一类。

“这个当儿你来干什么，你这个小流氓？”坐在两位女性中间的一个男人用西班牙语问。

“可要提防金头发的这一位，”迪耶戈也用西班牙话回答。“这人有穿异性服装的怪癖，其实是个男的。”

对方脸上现出不大放心的样子。

“你能肯定吗？”

“我只是开个玩笑。”迪耶戈说着在那位金发女郎嘴唇上吻了一下。“你好，奥斯瓦尔多舅舅。妈咪塔怎么样？”

“你母亲——也就是我的姐姐——简直发疯了，她感到痛苦、愤怒、绝望而又羞愧。有好几个星期她以为你已经死了，后来你总算发善心从魁北克寄了一张明信片给她。”

“是从蒙特利尔寄的，”迪耶戈瓮声瓮气地纠正道。他探头到金发女郎的裙子里边去核实一下。

“你到加拿大去干什么？那里终年积雪，到处都是北极熊。”

“去做生意。”迪耶戈说；经过核实，金发女郎不是男的，于是他放心了。“说到生意，明天上午的约会你给我安排好了没有？”

“claro que si（注：西班牙语：当然），”奥斯瓦尔多舅舅说。

他五十多岁年纪，长着跟他姐姐一样的鹰钓鼻、一样的眼睛和一样的嘴；然而，这副五官如果说赋予妈咪塔的是一种堂皇的气概和坚定的意志，那么在她弟弟脸上却随着年岁的递增而变得线条柔和了。尽管他很富有，祖上传下的家产相当可观，不过，据迪耶戈的看法，他其实几乎算得上是个聪明人。此时，他瞪着眼睛注视自己的外甥，力图保持一点长辈的尊严。

“你到底来干什么？”

迪耶戈的眼睛刷地一亮。

“我有没有问您，您跟这两位小姐在一起干什么？几时到巴黎来的？”

“前天，”奥斯瓦尔多舅舅说。

“你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前见到过她没有？”

“你母亲？”

“不，”迪耶戈耐心地说，“不，不是妈咪塔，是‘她’。”

迪耶戈指的是埃娃·杜阿尔特，不过埃娃·庇隆夫人（注：埃娃·庇隆（1919—1952），阿根廷庇隆总统的第二任妻子，阿根廷政界要人，原电影和广播明星。）的名字更为人所知。若干年前，还是奥斯瓦尔多舅舅帮她弄到了贝尔格拉诺广播电台记者的饭碗。

“是的，”奥斯瓦尔多舅舅说，“我见到她了。我把你告诉我的一切都对她说了，她表示同意。”

“你用这样的代价换取她那点该死的所谓善心，量她也没有勇气拒绝。那么信呢？那个蠢货签字了没有？”

“迪耶戈，别忘了你是在谈沦我们敬爱的总统和本世纪最受爱戴的女人。”

“谈论我的屁股，”迪耶戈一边说，一边把他的鼻子埋在金发女郎的衬衫里。

“他签了字。但是，你母亲要是知道我在帮你的忙，哪怕只是知道我跟你谈话，她非把我的眼珠子挖出来不可。”

迪耶戈的脑袋，还有他的身体的其余部分，正在好几层簌簌作声的花边中间开路。他再次瓮声瓮气地说：

“要是我的梅塞德斯舅妈知道你跟那个黑发女郎在干些什么，她还会挖掉你一些别的器官。”

第二天中午时分，他又和雷伯·克立姆罗德见面。和雷伯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高个儿男人，差不多雷伯一般高，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神情忧郁，仿佛蒙着一层翳，目的显然想掩盖从他身上透出的杀气。

“你这位朋友象个扔炸弹的无政府主义者，”迪耶戈用西班牙语对雷伯说。“看起来他身上穿的是估衣铺里的货色。”

“我听得懂你说的话，”那人道。“我能听懂、也能说西班牙捂。”

“那么英语呢？”

“也行。”

“拉普语呢？你能说拉普语吗？”

“请闭上你的嘴，迪耶戈。我给你们介绍哈斯，布尼姆·安涅列维奇。”

“是的。我一定不开口。”

迪耶戈从来不知道安涅列维奇究竟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他在波兰驻巴黎的大使馆内到底是干什么的（就算他真的在大使馆工作）。至于雷伯和他是怎么相遇，在什么时候，迪耶戈同样不明白。事后，还是乔治·塔拉斯最早确定，一九五〇年在巴黎出现的这个安涅列维奇，就是一九四六年四月曾经在纽伦堡和年轻的克立姆罗德作为纳卡姆小组的成员一起活动的那个安捏列维奇。

“你先坐下，迪耶戈。我们很快就谈完了。”

他们俩又开始用波兰语交谈，也可能是用依地语。迪耶戈反正对两种语言都不懂，顶多依地语的少数几个单词因为有点儿象德语，也许是例外。迪耶戈如约在民族广场附近一家咖啡店里和雷伯见面，以前，迪耶戈的足迹从来到过这一带地方。昨天飞机到伦敦时欢迎他们的朗朗晴空，到巴黎以后变成了潮乎乎、灰蒙蒙的阴冷天气。

二十分钟后（这二十分钟内，迪耶戈象破译密码似地在读一份法文报纸，努力想看懂有关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酌消息），雷伯说：“我们走吧，迪耶戈。”

“我饿了。我一直不开口，可是我饿了。”

“到了机场咱们再吃东西。”

雷伯拖着他走，并且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就在上车之前，迪耶戈回头看了一下。那个名叫安涅列维奇的人仍坐在那里，用一双令人神经紧张的黑眼睛目送他们离去。蓦地里，迪耶戈无缘无故打了个寒颤，这和阴冷天气没有任何关系。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早些时候他们登上的一架班机，把他们送到哥本哈根，作短暂停留后再飞往赫尔辛基。他们的阿根廷护照频频换来北欧人的笑脸，在欧洲的那一部分，阿根廷游客是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