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手势怎么理解都可以。院长后退到祭坛旁边，用小手指上的长指甲挑开信封。雷伊娜心里想：他以为是一张支票呢，是女施主和她从欧洲归来的傻表妹奉献给上帝最高荣耀的金钱。她看到院长颇有兴趣地在读那张便条，看见他眉头紧皱，最后双手蒙住了前额。院长尖声叫道：“上帝啊！饶恕我！这是违反教义的行为啊！

上帝啊！饶恕我们！”在场的人都听见了。

雷伊娜觉得用不着再看下去了。她温柔地把一只手放在那侏儒修士的肩膀上，向他指指报社的汽车——这时已经停在教堂门口等着她呢。“是我应该离开的时候了，对吧？要不然我们留下来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修士用圆圆的小眼睛目光锐利地望着她，那是长期耐心生活磨练出来的表情。他声音低沉地用一句拉丁文回答说：“主的羔羊啊，可怜的贵人。”

晚上八点钟，卡马格给她打来了电话。她发出了消息：“不会有人说什么神秘的幻象了。总统已经去忏悔了。”雷伊娜即将写完报道，此前她写完了最后一段草稿，但是需要用日记核对一下：总统府的神秘幻象是一种幻觉，或者是欺骗：不可能说出真相。惟一可以肯定的是幻象不是真的。

洛斯托尔多斯的修道院院长一发现自己可能由于无意中出错而成为罪孽的同谋。

便立即要求总统在一小时内离开禅房。这一系列事件发生于下午七点半。地点在教堂里。一位不肯说出姓名的现场目击者昕见院长高声喊道：“这是违反教义的行为啊！”与此同时，院长跪倒在祭坛前。恳求上帝饶恕。

院长跪倒的情景是假的，但是并非不可信。她把报道念给卡马格听，知道他兴奋地赞同发表了。电话中的劈啪声真是讨厌极了。

“我现在就到你那边去。”她听见他说。“我已经过了卢汉。两小时内到达你那里。”

“出什么事了吗？”雷伊娜问道。

“总是要出事的。见面再说吧。”

卡马格的声音消失了。写完那篇措辞严厉的报道之后，雷伊娜曾经想过继续留在浴缸的冷水里。在报道中，她又重申了致院长的便条里说过的神学道理。她裹在两个大浴巾里，湿漉漉地就要离开浴缸，晕头转向地躺倒在带蚊帐的大床上。在这个无论是黑暗还是瓷砖地都无法让炎热降温的房间里，她的脊背一接触到床铺就立刻明白了此前从来没有人在这里有什么想象或者梦想，有的只是昏昏欲睡，如同她现在心里的要求一样。卡马格直接插手此事，打破了她今晚余下的计划。两小时？

他是这么说得吗？当她走出房间时，庄园的管家已经有所准备了。他们接到命令：准备最大的卧室，安排十二个人的饭食。卡马格不是一个人来这里。她这个人大概太乏味了，仅仅陪伴他一秒钟都忍受不了。于是，就带着大队人马出差：编审们，可能还有女秘书们，她们负责记录他随时随地的指示，接听手机；还有一群司机；还有传真机。

雷伊娜心里想，我糊涂了，预感不到今晚会有多少次反复觉得昏昏欲睡。是尘土，是高温让她感到糊涂的；气温非但没有随着太阳下山而降低，好像反而盼望夜幕降临以便发泄怒火似的。她自己不知道心里是不是有尘土、好奇与无知，不知道自己生活的真正界限是什么。她到《日报》工作刚刚一个月，此前她认为报社的工作是福气：她将在多个星期里战胜一个又一个考验，直到某个编审慧眼识人、宣布她是个才女，或者直到哪一天在路上撞上一个不寻常的新闻——比如，这天在修道院里的消息——并且让她感觉到自己使出了浑身解数，感到那文字都是肺腑之言。

她想达到这样一个水平，即在审视自己的时候，心里说：这才是我，我的身心一定要达到这个水平，因为我就是这个材料，有这样的思想感情，有这样的喜怒哀乐，有这样的正义感。她想：刚才写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一面重复说：不喜欢卡马格。

可我是谁呀？我糊涂了。现在，卡马格会让我更加困惑不解。我刚来报社一个月，可是已经跟社长谈话了，仿佛我生下来就认识他似的。

她的血压降得太低了，血液几乎冻成了冰块。如果不喝上一杯白兰地，双腿会发软，难以站立。女管家告诉她：城里有两家酒吧，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见有单身妇女在里面喝酒。最好让我丈夫陪您前往，让他在大街上等着您。

在这漆黑的晚上，您和司机会又一次迷路的。到达那些酒馆，来去用不了二十分钟。

她在踏人第一家酒吧之前，就知道了：从来没有女人进去过。她一看到沿着肮脏的破砖墙排列着一些桌子，就明白女人是不会来这里的：破墙挡住了天空中几年不动的浓烟；还有在昏暗中那圈玩纸牌的人们，纸牌上深深的皱褶如同外面干裂的土地。她知道女人不会来这里，还因为一个女人身上的气味都会让那些男人产生敌意。这些男人把妻子扔在家中，一喝酒就是两三个小时，还假装成没有时间去任何地方的样子。寥寥几盏二十五瓦的电灯发出不死不活的光线，因为灯泡上布满了一层苍蝇屎。在那个有蝙蝠洞一半大的地方敞开着一个墓室样的黑窝，腿瘸的酒馆老板从架子上拿出和放回酒瓶，他粗心得要命，洒得到处都是残酒的液体。

雷伊娜走到柜台旁边，要老板拿一杯白兰地。可是，给她斟上的却是杜松子酒。

在尽头的桌子旁边，光线几乎照不到的地方，三名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记者在争论什么，完全不顾暗室里的烟气，也没有注意一位女同行意外的出现。其中有两位记者是给《日报》工作的，雷伊娜在电梯里不止一次遇见过他们，但是从来没有跟他们打过招呼。那第三名，她认不出是什么人。那人耳旁有个收音机，他表情紧张地在重复收听到的内容。每当出现变化莫测的间断时，他就扭动调频键；他说话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好像在发烧，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与此同时，两位《日报》的记者在笔记本上做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