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在实际生活中总会有看不到的地方一样，这里有一个例子：北京郊区一家私人企业家以45万元注册资金建立了一个有15名职工的汽车修配厂。他与地方政府管理部门就土地的使用签署了一个10年的合同。可是在他修建好修配厂、正式开业后，还不到半年的时间，地方政府管理部门通知他，必须10天内把这块儿地方清出来，因为这儿要修一条路。地方政府不承担任何赔偿，尽管有合同、法律在那里。一家年轻的企业和15个工作位置就这样的给毁了。这事情就发生在1998年底，不仅是在北京的大门口，而且十五大已经决定，“保护所有形式的企业的利益和权利”。 

      　　国家现在保护企业家对自己企业所有财产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需要通过一个法律体系来保护，而不是通过那宣布有效的法律或者传统习惯来保护。数千年来，那些政治强权者凭借个人兴趣对企业家和商人的财产发号施令。党的干部在此也不过是按照传统行事。今天也有一点儿像在过去的中国，私人企业家因此不免求助于政治保护伞，以便保护自己不受“肆意巧取豪夺”之扰。但是保护伞是要付费的。他们将参与企业分红，提出费用要求，以便强化他们自己在党内或者官场的地位。如果今天的干部资本者要求用私人企业取代集体企业，那么绝对不意味着，他们要退出企业。在北京的政府是一片好意，要把权、益在经济中落实到底，但是面对数千年传统的地方霸权习惯，也就是面对今天依然借机参与私人企业分红的现实，也只能是在激烈的斗争中逐渐的教育、扭转。 

      　　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政府对股票市场发展的计划问题。此举原本出于吸引大量的闲置资金投资于工业现代化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浦东，江泽民为那家世界上最大、最现代化的股票市场大楼剪了彩。这座27层高的、由玻璃和钢材构成的摩天大楼矗立在金融区的中心。在交易大厅有5700台计算机荧光屏和3万条电话线。多么先进的硬件！可是组织机构软件却是那样的落后。没有强制上市股票公司定期通报自己财政状况的有效法律；对于财务报表缺乏严格的会计规则，也缺乏对这种规则进行监督的独立的经济考核人员；缺乏监委会，没有人对经理层进行监督，缺乏防止把赢利作为少数私人股份的措施；缺少禁止知情购买的法律，而这也就难免发生了；缺少能够给经营管理层以压力的强大的资本储存基金。只要所有这些机构、设施还不健全，那么这座世界上最现代化的、装备最好的股票市场就无法为中国的建设吸引来数十亿的资金。 

      　　在这些刚刚超过1000家的在上海和深圳股市于2000年底上市的企业中，大约有950家国有企业，政府在其中持多数股。我们知道，国有企业的股票通常是如何购买的。股市在叫喊；5000万中国人已经为股市开设了账号。这些叫喊并非像美国和欧洲那样，基于投资银行对企业的分析，而是根据传闻，即便是道听途说。 

      　　是的，政府在这几年为股市颁发了许多法律、法规，而且建立了必要的监督机构。但是，到所有这一切完全进入状态，还得需要几年时间。   

      　　私营企业家作为党的发展对象   

      　　1989年8月28日，天安门事件过后两个月，中央委员会在江泽民的主持下，决定修改党章，要发展私人企业家入党，也就是发展这个新生社会基层入党。江泽民在建党八十周年讲话中宣布，私人企业家有可能成为共产党的党员。 

      　　当江泽民把对共产党所作的新定义，即“三个代表”的理论，交给新闻媒体的时候，他早就从2000年初为这种转变作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准备。由此，党作为三个利益者的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此之前，就有私人企业家已经成为共产党员的事情，但那所涉及的主要是那些以前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干部，而他们是随着改革而变成私人企业家的人。尽管如此，围绕着共产党究竟是否应该向私人企业家敞开大门的问题，党内还是有争议，而且一直持续到江泽民这个讲话之后。预计到2002年9月份的中共十六大，江的“三个代表”以及党对私人企业家敞开大门之说将被确认，并要写入党章。江也将因此而作为继毛、邓之后的第三位理论缔造者被载入这个共产党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