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的一个例子就是珠江三角洲的古镇，它有一个由大约千家注册的和600家尚未注册的灯具生产厂家形成的产业链。其中的第一家企业在1986年建立。现在的古镇产品占有中国灯具市场的46％，故此自豪的称之为“灯具城”。几乎每40个居民就有一家拥有自己的生产厂。这些厂家不仅为当地居民创造了工作位置，而且还安排了四万多的外地工人。 

      　　此类私营企业也在深圳、上海、北京、以及其他现代化城市迅猛发展。在“新经济”领域，它们并非是等闲之辈，而是涉足软件、信息技术的咨询、生物技术等领域，在把新技术以及信息服务推向前进。 

      　　2000年底，全国有170万私营企业，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型企业，但是也不乏3500名员工的大型企业。处在最前面的当属新希望集团，四川省的一家生产饲料的私人综合企业，营业额超过50个亿；电冰箱规模生产厂家之一的科龙集团；世界上最大的电风扇生产厂家美的，以及中国最大的微波炉生产厂家广东格兰仕集团有限公司。私人企业如深圳的华为已经是中国电讯设施领域的主导企业。 

      　　1998年时，整个私营企业（其中包括外国企业）所创造价值在国民总产值占33％，以此它与国有企业几乎相当，而2001年底，它就远远的超过了国有企业。如果把农业经济计算在内的话，那么中国经济的2/3来自于私有成分，或者按照官方的说法是来自于“非国家所有”成分。 

      　　对私营企业的希望   

      　　一个完整的回旋。1956年毛把最后的那些私营企业公有化了；经济增长、工作位置增加通过国家重工业的建设形成了。在邓时代，家庭企业以及农村那些乡镇企业创造了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工业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奇迹。现在，党把希望寄托在私营企业家身上，把他们看作为创造经济增长的就业机会的第一力量。 

      　　就业情况发展表格上的数字却显示，私营企业目前还不具备如此的能力，无法创造足以安置所有被下岗职工以及刚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的工作位置。要想让私营企业大规模的创造工作位置，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党要给他们打开所有的通道，以便使他们能够充分发展。台湾有120万家中、小型企业，它们把台湾经济建设成世界上富有活力的经济之一。台湾的经验说明，中国大陆的企业家只要获得了发展的自由，他们就有能力强大起来。 

      　　在不久的过去，中国的私人企业依然为诸多的绳索所束缚，1988年才第一次真正的承认它们的合法性，可是随后马上又给晾在那里了。它们没有资格向银行申请贷款，更不要提投放到股票市场去了。在城市里，它们进而被局限在零售和餐饮业上，以便使它们不对国有企业形成竞争。为了免受敲诈，它们不得不花一部分精力、拿出有限赢利中的一部分，去建立关系网，去寻求保护伞。私营企业在这样条件下、以这样短缺的资金所获得的成就，实在是令人感到惊叹不己。 

      　　面对国有企业的危机前景，党和政府从90年代中期以来，首先把对私营企业搁置起来的政策转换成鼓励、支持。党的十五大把它们定义为整个经济的“重要部分”，在1999年3月份的人大会上又从法律角度对这个定义作了确认。政府宣布，过去所有歧视、非难私营企业的都将被废止。在2000年初政府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主任曾培炎说：“除了国家安全方面以外，其他所有领域都必须对非国有制企业开放。在企业的审批、征地、收税、进出口诸方面，所有的限制和歧视性条例都要废除。非国有企业在上市方面要享有等同于国有企业的机会。”93中央银行行长戴项龙也发表了类似的讲话。如果说国家银行至今以来是尽可能的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发放贷款的话，戴项龙说，那么也将这样的给私营企业以贷款。现在，国家银行已经设立了新的特别部门，它们将从事这些新的业务。 

      　　事实上，私营企业的情况在这个时候已经改观了许多。数千家私营企业获得了直接出口的权力，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开通了上市的渠道。对于私营企业的发展而言，现在所迫切需要的核心条件是一个法律系统，它使企业的私有财产真正的得到保护，使合同规定得以继续下去。北京的领导人知道这一点。政府和人大在1999年就通过了一部专利法，以便保护知识产权。1999年12月，人大通过了党的十五大所呼吁的保护所有形式的企业的利益和权利的法律。政府一再表示，要严惩、制止地方干部乱摊派、乱收费的非法行为。政府还努力提高法官的质量；因为过去不时有离退休的军官没有经过法学教育就被任命为法官的事情，而今，法学学习毕业是进入法院的必要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