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医院小住大概也是一种乐趣，一种经验，一种生活方式。他住了医院，也就心平气和，声微力弱，全面收缩起来了，他愈住愈像一个真正的病人了。吃得少，睡得多，话少，发呆多，时而哈欠，时而咳嗽，时而呻吟，时而苦笑，他自觉自己确已进入了一个生命的新境界。而医院对他的态度是一切由这位特殊病人做主，一切听他自己的，你说病就是病，你说吃药就吃药，具体药物选择医生与你商量，医生提供咨询，你说吃流食就吃流食，你说半流食就半流食，你说今天回家住去也可以回家住去，理论上你仍然是病人，仍然在住院。

  　　也许这一段住院更重要的是检查，虽然是在“文革”期间，医院还是进口了一批新的超声波与放射性元素检测仪器，这个消息传得很快，于是众位医院的服务对象有病没病，这病那病，都以受到先进仪器的检查为荣耀，为神气，为幸福为地位和“行情”的象征。几个干部碰到一起甚至会交流：“你照B超了吗?”“你作同位素扫描了吗?”祝正鸿当然不能免俗，他的位置使他不能进入接受进口仪器检查行列的前排，但他住在医院是可以候补等缺，只要仪器得闲，比如约好的人物到时未能前来就查，人物要求改期，祝正鸿立即被拉去上床上“台”接受检查。就这样他也对自己的准特权感到满意。他是该查的都查了，该有的病都有了，该证明的都证明了，他很满意。

  　　过了一段医生同意他的要求：回家休息。医生根据他的意见证明需要再休息两个月。

  　　可悲之处也许不在于他的为有病而有病为住院而住院，可悲之处在于，所有的领导、同事，该来探访的都来探访过了，该送营养品的也都送来了营养品：麦乳精、糖姜片、茯苓饼、蜂蜜甚至他还一共收到过四筒婴儿代乳粉——这也算是难得的营养品了。可悲之处在于没有一个领导或同事表示对他恢复健康恢复上班的期待，没有人说：“最近真忙啊，你不在不好办啊，早日恢复健康早日回来上班吧!”也没有人问：“什么时候来上班?”或是“你估计还要住多长时间院?”不，人们说的是：“多休息，不要着急，多养养，好好检查一下吧。”

  　　两个月飞快地过去了，在恢复上班前一天——是个星期天，祝正鸿结束了自己的体弱气微状态，他决定与全家一起去和平门烤鸭店排队。

　　第十九章

  　　回到边疆似乎还沉浸在北京的日子里，那熨帖的感觉在他们身上滞留了很长一段时间。等远离北京，再谈口腔医院和烤鸭店，谈8路公共汽车和103路无轨电车，谈驴打滚和零打的啤酒，就像谈故事谈梦境谈海市蜃楼的花絮一样动人，迷人，令人含泪而笑，令人感到了一种找到证明的清晰与踏实，又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距离。地裂天崩而东单无恙，前门无恙，王府井无恙，昆明湖万寿山无恙，这似乎使钱文的心又回到了实处。是的，我们是北京的，不管在边疆连续呆多少年，不管我们是多么地真心热爱边疆，我们还是有那么多快乐，趣味，回忆和琐屑的事务存活在那个被人人羡慕和向往的，太阳升起的地方。

  　　而每打开一听罐头，开始一项（北京货）的吃食或者使用一次北京的塑料包，也带来节日似的气氛。这次在北京，赶上举行法国工业设备展览，这个展览对于不懂工业设备的大众来说，最激动人心的是奉送印刷精美的彩色道林纸宣传品和一件彩印大塑料包。钱文虽然不懂法语也不懂工业设备，还是与闻其盛，看了展览，更重要的是有了塑料包。回到边疆后，再看这彩印提包，真好比是去了一趟巴黎，真有说不完的关于洋荤的回味。不仅在于提物、滋味和营养，而且在于牵连，在于有那么个东西，那么个城市，那么个地图上的点点令人们梦魂萦绕，难分难解。有所向往，有所回忆，这本身就是充实，就是幸福，就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日千里的滋味。

  　　钱文与东菊双双超过四十岁了，他们的生命很可能已经过去了或者达到了一半，他们需要现在，需要未来，需要期盼和计划，他们也同样需要过去的温习，需要在回忆中探求自身，抚慰自身，证明自身的存在，哪怕这里有一点庸俗和无聊，毕竟是他们而不是别人吃上了买自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的午餐肉、罐头猪肉和四鲜烤麸。四鲜烤麸是多么好吃呀，如果不是供应出了问题，他才不会去买那玩艺。这么说，物资的匮乏也会带来新的体验，新的人生经历，我们算是活得赶上了点儿！

  　　更令人激动的是他们家里的有机化学工程：做酒酿。他们连续做了几次，都发酸了，不甜。他们注意了洗涤容器，他们在发酵过程中封闭了容器的盖子，他们没有发现自己的操作上有什么不严格的地方。他们只好在做好的酸而不甘的制品里放上白糖，白糖也是买自北京的，这里只有甜菜制作的乳白色砂糖——本地叫做矿子糖。而北京的白糖是雪白的面糖，是凭购货证限量供应的。也许是自欺欺人，也许是心理作用，即使是喝一碗溲酸中含着酒香，醇醪中透着溲酸的大米（没有糯米）制品，他们仍然感到了快乐，感到了优越，感到了从虚妄的、可疑的、被骂了个狗血喷头的，被抹杀被歪曲被嘲弄被侮辱的青年时代中抓到了一点类似不合格的醪糟一般的东西。从这溲酸的所谓醪糟中，他们寻到了一点他们的红红火火的青年时代的证明——我们竟然那样扬眉吐气地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