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贯彻新政。几名愚蠢无知毫不负责的查报人员，不知自己说的几句话，竟会对国

家大事发生了影响，这种情形何时是了！倘若那几个阉宦还有男子汉的刚强之气，

这时肯向皇帝据实回奏，宋朝的国运还会有所改变。他们只是找皇帝爱听的话说，

等时局变化，谈论“土地改革”已不再新鲜，他们也羞臊的一言不发了。

    司马光，范镇，还有苏东坡三个人并肩作战。司马光原对王安石颇为器重，他

自己当然也深得皇帝的信任。皇帝曾问他对王安石的看法。他说：“百姓批评王安

石虚伪，也许言之过甚，但他确是不切实际，刚愎自用。”不过，他的确和王安石

的亲信小人吕惠卿在给皇帝上历史课时，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辩，甚至需要皇帝来

打断，要他二人平静下去。司马光既然反对他的政策，王安石开始厌恶他。王安石

请病假如此之短一段时期之中，神宗皇帝打算使司马光充任副枢密使。司马光谢绝

不就，他说他个人的官位无甚重要，重要的是皇帝是否要废止新政。司马光九次上

奏折。皇帝回答说：

    “朕曾命卿任枢密使，主管军事。卿为何多次拒不受命，而不断谈论与军事无

关之事？”

    司马光回奏称：“但臣迄未接此军职。臣在门下省一日，即当提醒陛下留意此

等事。”

    王安石销假之后，他的地位又形巩固，他把司马光降为制法。范镇拒发新命，

皇帝见范镇如此抗命，皇帝乃亲手把诏命交予司马光。范镇因此请辞门下省职位，

皇帝允准。

    王安石既复相位，韩琦乃辞河北安抚使，只留任大名府知府，皇帝照准。苏东

坡怒不可遏。他有好多话要说，而且非说不可，正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他之坦

白直率，是断然无疑的。那时，他只三十二岁，任职史馆，官卑职小，且只限于执

笔为文，与行政毫无关系。他给皇帝上奏折两次，一次是在熙宁三年（一0七0）二

月，一次是在次年二月。两次奏折都是洋洋洒洒，包罗无限，雄辩滔滔，直言无隐。

犹如现代报上偶尔出现的好社论文章一样，立即唤起了全国的注意。在第一篇奏折

上，一开首就向青苗法攻击。他告诉皇上全国人已在反对皇上，并说千万不可凭藉

权力压制人民。文章之中他引用孔夫子的话说：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铁？抑富国铁？

    是以不论尊卑，不计强弱，理之所在则成，理所不在则不成，可必也。今陛下

使农民举息而与商贾争利，岂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夫陛下苟诚心乎为民，

则虽或谤之而人不信；苟诚心乎为利，则虽自解释而人不服。吏受贿枉法，人必谓

之赃。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谓之盗。苟有其实不敢辞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

不谓之放债取利可乎？……今天下以为利，陛下以为义。天下以为贪，陛下以为廉，

不胜其纷坛也。”他又警告皇帝说：

    “盖世有好走马者，一为坠伤则终身徒行……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输

之策，并军搜卒之令，卒然轻发；今陛下春秋鼎盛，天赐勇智，此万世一时也。而

臣君不能济之以慎重，养之以敦朴。譬如乘轻车、驭骏马，贸然夜行，而仆夫又从

后鞭之，岂不殆哉。臣愿陛下解辔袜马，以待东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轨之道，其未

晚也。”

    苏东坡又警告皇帝说，若以为用专断的威权必能压制百姓，则诚属大错。多少

官吏已然降级或革职，甚至有恢复肉刑之说。他接着又说：

    “今朝廷可谓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胜之。力之不能

胜众者久矣。古者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而士犹之。今陛下蹈尧舜，未尝诛一无罪。

欲洱众言，不过斥逐异议之臣，而更用人尔，必未忍行亡秦偶语之禁，起东汉党锢

之狱。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争者益多……陛下将变今之刑，而用

其极钦，天下几何其不叛也？

    “今天下有心者怒，有口者谤。古之君臣相与忧勤，以营一代之业者，似不如

此。古语曰‘百人之众，未有不公而说，’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白，

臣不知所说驾矣。诗曰：

    譬彼舟流，不知所届。

    心之忧矣，不逞假寐。区区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谨昧死。

    苏轼 上对”

    使朝廷文武百官最受激动的，莫如王安石之清除御史台。最初，王安石的威吓

朝廷百官，倒不是以他那极端而广泛的经济政策，而是他对胆敢批评他的御史，凭

他狂妄的习惯，一律撤职。于是批评朝政之权受到了摧残，政府组织的基础受到了

破坏，这样就触动了政体最敏感部分。官场全体为之大惊失色，王安石自己的朋友

也开始背弃他。

    单以排除御史台的异己一事，就足以削弱对他的支持力量，也引起朝廷领袖的

纷萌退意。在中国，监察机构是朝廷一个历史悠久的制度，其作用就是代表舆论时

时对当政的政权予以控制或批评。在一个好政府里，监察机构必须能随时对皇帝进

冷言，向皇帝反映舆论，这种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由于其地位如此之重要，监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