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诗。再甚至精忠爱国的民族英雄岳飞，也曾在一次宴席上写诗赠予歌妓。

    只有严以律己的道学家，立身之道完全在一“敬”字，同于基督教的“敬畏上

帝”，只有这等人才特别反对。他们有一套更为严厉的道德规范，对淫邪特别敬而

远之。道学家程颐——苏东坡的政敌，在哲宗皇帝才十二岁时，他就警告皇帝提防

女人淫邪的诱惑。这位年轻皇帝竟那么厌恶这种警告，到他十八岁时，只有一个女

人就把他说服了，使他相信那个女人是对的，而那位道学家是错的。有一次，程颐

的一个学生写了两行诗， 论“梦魂出窍” ，在梦中去找女人，程颐大慌，喊道：

“鬼话！鬼话！”大儒朱熹也是深深畏惧女人的诱惑，正人君子胡桂十年放逐，遇

赦归来，写了两行诗：“君恩许归此一醉，傍有梨颊生徽涡。”朱熹在感叹之下写

出了一首七绝：

    十年江海一身轻，三对梨涡却有情。

    世路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

    正相反，苏东坡对性持较为诙谐的看法。在他著的《东坡志林》里，他在黄州

时曾写有下列文字：

    昨日太守唐君来，通判张公规邀余出游安国寺。座本论调气养生之事。余云：

“皆不足道， 难在去欲。”张云：“苏 子卿吃雪吹毡，蹈背出血，无一语稍屈，

可谓了生死之际矣，然不免为胡妇生子。而况洞房给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

众客皆大笑。余爱其语有理，故记之。

    苏东坡一生，遇有歌妓酒筵，欣然参与，决不躲避。十之八九歌妓求诗之时，

他毫不迟疑，即提笔写在披肩上或纨肩上。下面即是一例：

    停杯且听琵琶语，细捻轻拢，醉脸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红。苏东坡写了有关女

人的抒情诗，但从来不写像他朋友黄庭坚写的那种艳诗。

    宋朝的歌妓使一种诗的新形式流行起来，那就是词。苏东坡不但精通此道，而

且把前此专供谈情说爱的词， 变成表达胸怀感想的文学形式。 他的词中最好的是

《赤壁怀古》（调寄“念奴娇”），对三国英雄人物发思古之幽情。李白、杜甫早

于苏东坡三百余年，使绝句和律诗成为诗体之正宗，多少杰出的诗人争相模仿。但

是律诗，每句五言或七言，中间两副对子，已经陈腐。诗人都想有所创新。但是观

瀑、白簿、柳阴等的情调早已发现用厌，唐代诗人淋漓的元气与强烈的感情也已不

复存在。更可怕的是，甚至诗的词藻都是陈旧比喻的重复，那些比喻一用就令人生

厌。苏东坡在他一首咏雪诗前面的小序里说，决不用“盐”这个字指雪，“雪”这

个字总是胜过“盐”。唐诗的主题已经用滥，在文字上，有些作者总喜欢蹈袭前人

的诗句，也有些博学的读者，一看便知道诗中思想与词藻的来源，因此有会心的微

笑。评注家的努力只限于寻出某些生僻词语的出处，得到机会以博学自炫。结果，

作诗集评注的人并不以阐述判断诗的含义为要务，而以指出某些词语之出处为已足。

    从诗的衰微沉滞状态解救出来，一定有待于一种新的诗体的发展，而这种发展

却有待于歌妓使之普及流行。宋词的文字清新活泼，比唐诗更近于口语，后来的元

曲比宋词则又更近于口语。词只是根据乐谱填出的歌曲。所以不说“写词”，而说

“填词”。在词里，不像唐朝绝句律诗每行字数固定，行的长短有了变化，完全配

合歌曲的需求。

    在苏东坡时代，词这种诗的新形式正在盛极一时。由于苏东坡、秦少游、黄庭

坚，及宋代别的词人如晏几道、周邦彦等的创作，词这一体的诗成了宋朝诗的正宗。

苏东坡在黄州时才发现了词，极其喜爱，从在黄州的第二年，开始大量填词。但是

词只是一种抒情诗，内容歌咏的总是“香汗”、“罗幕”、“乱发”、“春夜”、

“暖玉”、“削肩”、“柳腰”、“纤指”等等。这种艳词与淫词从何处何时划分

开，完全在于词人对素材处理的手法。情欲和纯爱在诗中之难划分，正如在现实人

生中之难划分一样。无可避免的是，诗人，也像现代有歌舞助兴的餐馆的艺人一样，

偏爱歌唱伤心断肠的悲痛、爱的痛苦、单恋的思念。他们歌咏的是闺中的少妇怨女，

怅然怀念难得一见的情郎，默然自揽腰围，悄然与烛影相对。其实，女人的魁力全

在她的娇弱无依无靠，她的芳容。瞧悴，她那沉默无言的泪珠儿，她那睡昏昏的情

思，她的长宵不寐，她的肝肠寸断，她的茶饭不思，她的精神不振，以及一切身心

两方面的楚楚可怜——这一切， 和穷苦一样， 都显得有诗意美感。这些文词都与

“苏慷”一词相似，而含有色欲淫荡的意思。苏东坡不但成为有来一代的大词家，

而宋词之得以脱离柔靡伤感的滥调儿，要归功于苏东坡，至少他个人是做到了。

    根据记载，苏东坡没有迷恋上哪个歌妓，他只是喜爱洒筵征逐，和女人逢场作

戏，十分随和而已，他并没有纳妾藏娇。倒是有两个女人与他特别亲密。才女琴操

听从了他的规劝，自己赎身之后，出家为尼；朝云，后来成了他的妾，当时才十二

岁。我们以后再提她。

    现在有一份宋拓苏字帖，上面记有一个妓女的一首诗，叫做《天际乌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