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去赐与臣子的银两绸缎，这样可以给皇家节省一笔钱。这件事弓起司马光和王安

石之间一次争论。王安石认为国库空虚完全为朝臣不知理财之道的结果。

    司马光反驳他说：“你之所谓财政，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税而已。”

    王安石回答说：“不是。善于理财者能使国库充裕而不增加捐税。”

    司马光说：“多么荒唐！总之，一国有其固定量的财富。这笔财富不是在百姓

手中，便是在政府手中。不论你实行什么政策，或给此政策什么名称，你只是把百

姓手中的钱拿过一部分交给政府罢了。”

    皇帝有几分持司马光的说法，于是在随后一两个月内把新政暂行搁置。

    不必身为经济学家，尽可放心相信一国的财富方面的两个重要因素只是生产与

分配，谅不致误。要增加国家的财富，必须增加生产，或是使分配更为得当。在王

安石时代，增加生产绝无可能，因为那时还没有工业化的办法。所以一个财政天才

之所能为，只有在分配方面。因为王安石基本上关心的，是充裕国库，而增加国家

财富的意思，也就是提高政府的税收。王安石看得很清楚，富商与地主正以自由企

业方式获利，他不明白政府为什么不应当把他们的利润抢过来而由政府自己经商，

自己获利。那结论是可想象而知的。他用的名称的确很够新奇，他要用资本削减垄

断，叫“钱平”；他要取之于富归之于贫以求均富；他要阻止农民向地主高利贷款。

在春耕期间由政府借款予农民，在收割后由农民归还政府，自然是仁善之举。王安

石能使皇帝深信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但是历史上记载，经过了一段

踌躇，王安石才决定实行借款予农民的理论，这理论是一个小吏提出的，就是：投

资五十万两白银，每年政府可赚二十五万两，因为一年两收，则百分之二十或三十

的利息可以一年收两次。

    我们无须把这些新政的细节详予说明。总之新政是由神宗熙宁二年（一0 六九）

开始，大约八年之后闹得天怒人怨，王安石自己本人和皇帝都十分已烦，二人彼此

之间也不愉快。现在仅略述其大要于后。

    最重要与最为人所熟知者共有九项，为方便计，今归纳为三组。有三种国营企

业、三种新税、三项管制人民的登记制度、三种国营企业是均输法（国营贸易局），

市易法（国营零售店管理局），以及利息二分实收三分（加上申请和登记费）的青

苗法。三项新税收是免役税、国产消费税、所得税。登记制度是把国民组织起来，

编成十家为一组的征兵单位，亦即保甲；重新登记土地和马匹（方田均税法与保马

法）。大体说来，这些方案近乎现代的集体经济政策。

    国营企业自神宗熙宁二年（一O 六九）以首先设立全国或省际的批发机构开始。

深信政府有厚利可图，神宗皇帝拨了五百万两现款，三千万担谷子作为由政府接收

省际贸易的货品和原料的经费。但是这套办法立刻遇到了困难。当年二月，朝廷先

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负研究条款之责并予以公布。在条例司的官员之中就有苏子

由。苏子由上奏折指出，朝廷若接收全国贸易，自由企业会立即瘫痪，只因各地的

批发商人无力与官家竞争。政府与商人必将互相掣肘，而且他否认国库会有利可图。

私人商业有相沿已久的信用关系及其它办法，政府经营时则无此种便利。必须先成

立庞大机构以高薪雇用大批官员，并建筑美仑美美的官衙。结果不是从事以供与求

为基础的商业经营，而是视佣金多寡来处理，按私人交情厚薄而分配利润，照亲疏

远近而订立合同。子由力陈，由于官僚作风的无能，官方无力压低物价，只能以高

价买入，远比正常商人购货时价钱高，所以自然失败无疑。

    所谓官营的均输法，亦即政府批发生意，因此搁置了一年，从长计议。后来朝

廷用一个新名称提出一项修正计划。批发与零售的分界不是一个呆板硬性的规定，

主管大公营商店的贸易局分设在大城市，如成都、广州、杭州。为了这些贸易机构

的发展，朝廷又由国库拨出一百万绢，由京都地方的货币中拨出八十七万缕。为成

立这些机构所举出的理由为：“富商大贾因时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

“宜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为，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

民。”领导者是一个极为能干的官员。他向政府所呈报的利润越厚，则上级认为他

越干练。这个能干的官员名叫吕嘉间，成了全国的市易务官，全权控制全国的小商

人。京都市易务的规矩是，小贸易商必须做该机构的会员；可以把货物与该处的资

财联合经营，或由官方出钱收买他们店铺的存货；商人若想歇业，可把存货售与官

家；也可用部分存货作为抵押向官方借钱，半年付息一分，或一年付两分。非该处

会员，也可把货物卖与官家，价格由官家规定；最后是，不论官家需用何等货物，

统由该处办理。

    政府吸收小商家，为此一制度最弱的一点，而私人营业几乎完全停顿。数年后，

贸易和商业大为减少，按理论朝廷获利甚大，而实际上朝廷税收受损却到可惊的程

度。皇帝在百姓心目中已经降低为与小民争利的贩夫走卒，皇帝知道后，大为不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