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掌故丛编》第三辑《鄂尔泰奏折》。

　　② 《掌故丛编》第三辑《鄂尔泰奏折》。

　　陕总督，出师大金川，久而无功，乾隆帝派大学士讷亲为经略，但讷亲方略不当，张广泗已看出来，因惧其势盛，而缄默不言，坐视其败，惹得乾隆帝怒而将其斩首。张广泗有小才而无大器，鄂尔泰也看得很准。张广泗忠君是有条件的，鄂尔泰看到他敏于办事的一面，忽视了他过于重视个人身家性命的一面，但对张广泗的基本点，鄂尔泰确是把握准了。

　　鄂尔泰的另一属员广西巡抚金鉷，不是鄂尔泰提拔起来的，但他们相处不久，鄂尔泰对他作了如下评论：金鉷肝胆可用，识力未充，阅人无多，历事有限..臣窃于金鉷有隐虑焉。在金鉷才具明爽，毅然有为，其感恩思奋实出于至诚，论担荷力量，并无逊于张广泗，若再进以学识，求理审机，破除我见，洵可为胜任之封疆。倘以此自限，犹不过一精悍材，无与于经济之选也。鄂尔泰虽肯定此人，却不以大材期许。后来证明，金鉷的确没有大作为。

　　雍正朝被表彰实心办事、认真提参属员的督抚，其中有豫抚田文镜、晋抚诺岷、鲁抚塞楞额、浙抚李卫、粤抚杨文乾、赣抚迈柱，再就是云贵总督鄂尔泰。鄂尔泰基于他对属员的了解，提拔了一批人，也参劾了一些人，基本上做到知人善任。雍正帝对鄂尔泰说：“卿之识人，实越常人。”②又说：“卿之识人感人，朕实信及。”③雍正帝在这方面对鄂尔泰的评价，反映了鄂尔泰善于识别人才的实际。鄂尔泰有着可贵的用人思想，并知人善任，正是这个原因，促成了改土归流事业的成功。

　　① 《掌故丛编》第三辑《鄂尔泰奏折》七年八月十八日折。

　　② 《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折朱批。

　　③ 《掌故丛编》第三辑《鄂尔泰奏折》。

　　第四节性格与君臣际合鄂尔泰的发迹，在于巧遇雍正帝，这种君臣际合，又同他的性格、智识密切相关。

　　鄂尔泰自二十岁中举，即被召为侍卫。鄂尔泰的为政行事可以归结为两条，一是信奉和讲求忠孝。雍正二年他因侄子鄂昌、鄂敏同时中举，训诫他们说：“吾家世德相承，延及后裔，惟忠孝二字，永矢终身，是所望耳。”①以忠孝教子侄，亦以此自励。二是讲求实学治国。鄂尔泰在江苏布政使任上，对于士子，总觉着他们只会做八股文，而“实学尚少”，因而在考时文之外，加试古文辞。与士人交游，“辄与论经史，谈经济”②。这两条，一是忠君作为做人的根本，一是讲实学，作为从政的指导思想。

　　鄂尔泰与雍正帝的最初接触，是在康熙年间任内务府员外郎时，那时作为雍亲王的雍正帝要求鄂尔泰为其办理分外之事，鄂尔泰以“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可交结外臣”，加以拒绝③。据记载，有一个暴戾的郡王，强命鄂尔泰替他办事，鄂尔泰不从，郡王将杖责之，他却说“士可杀，不可辱”，迫使郡王向他谢过④。鄂尔泰守着一项原则：忠于国君，忠于职守，不趋炎附势，不畏强暴，哪怕危害自己也在所不惜。他有着刚正不阿的性格。雍正帝虽然碰过他的钉子，但认识到这是忠君的品质，对皇帝的统治有好处，所以继位之后，不但不记他的仇，反而鼓励他，称赞他：“汝以郎官之微，而敢上拒皇子，其守法甚坚，今命汝为大臣，必不受他人之请托也”⑤，越级提拔他为江苏布政使。鄂尔泰以正直守职而得到皇帝的赏识。

　　鄂尔泰受知于雍正帝，后来关系发展，如同家人父子，如同朋友。雍正帝不只是给他加官晋爵，和他讨论政事，斟酌用人，对他的恩赐也是少有的，诸如赐福字，追封三代，而且还特加优遇，与众不同。比如，雍正帝五十大寿，群臣举觞庆祝，雍正帝未见到在昆明的鄂尔泰，心中不乐，特拣果饼四盘，专程送往云南，并说：“朕亲尝食物寄来卿食，此如同君臣面宴会也。”鄂尔泰因而感到“受恩至此，无可名言，天地神明，实鉴实察”①。雍正帝在鄂尔泰五年五月初十日的奏折上批说，他默祝“上苍厚土、圣祖神明，令我鄂尔泰多福多寿多男子，平安如意。”②八月初十日鄂尔泰奏称，到云南后，连得二子，已有五个儿子了，感谢皇上的祝愿和赐福。雍正帝回称，他的祝祷出于至诚，“今多子之愿既应，其他上苍必赐如意也”③。鄂尔泰在西南期间，雍正帝对他的赏赐几乎无月无之，《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对此种恩荣详加记叙，触目皆是，这里无庸赘说。更有甚者，雍正帝不顾君臣之体，称鄂尔泰为朋友。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一日，鄂尔泰奏称他劝导新任云南巡抚朱纲如何忠诚于皇帝，雍正帝阅后批道：① 《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页65。

　　② 《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页64、68。

　　③ 《啸亭杂录》卷10《宪皇用鄂文端》。

　　④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8《武英殿大学士太傅鄂文端公行略》。

　　⑤ 《啸亭杂录》卷10《宪皇用鄂文端》。

　　① 《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第97—98 页。

　　② 《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五年五月初十日折朱批。

　　③ 《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五年八月初十日折及朱批。

　　朕含泪观之，卿实为朕之知己。卿若见不透，信不及，亦不能如此行，亦不敢如此行也，朕实嘉悦而庆幸焉。雍正五年正月有所谓黄河清祥瑞，内外群臣上表称贺，其中鄂尔泰、杨名时的贺表不合规式，通政司照例题参，雍正帝却只让议处杨名时，而不及鄂尔泰，同一时间发生的同一性质的错误，何以有迥然不同的处理？雍正帝的解释是：“鄂尔泰公忠体国”，是“纯臣”，“求之史册亦不多觏”，故不忍以小节而加处分，而杨名时“毫无亲君爱国之心，与鄂尔泰相去霄壤”，不能因宽待鄂尔泰而及于杨名时，所以仍对杨议处。在这里，雍正帝偏袒鄂尔泰，已经到了强辞夺理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