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答董吴仲论学书》，载《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 年版。

　　② 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卷下。

　　③ 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卷下。

　　① 《叙陈言扬〈勾股述〉》载《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 年版。

　　② 《叙陈言扬〈勾股述〉》载《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 年版。

　　③ 《叙陈言扬〈勾股述〉》载《黄梨洲文集》。

　　黄宗羲讲学收效最大者，是在宁波创办“甬上证人书院”时期。

　　康熙四年初，甬上（今浙江宁波鄞县）一班崇尚民族气节的名士如万斯大、万斯同、董允瑶、董允璘、陈赤衷、郑梁、范光阳等，将他们早先组织的文社合并为甬上策论会。这一年春，万斯大、万斯同等二十余名策论会成员相约到余姚向黄宗羲求教。康熙六年，策论会改名“讲经会”，以讲论《五经》为主题。他们常聚陈赤衷家，讨论经义，簟精竭思，“所谈不出于王霸”④，黄宗羲每至宁波，必赴会讲经。康熙七年三月，他赴甬，弟子们在鄞县广济桥延庆寺等地聚会。在黄宗羲提议下，遂改讲经会为“证人书院”。他在《董吴仲墓志铭》记载此事：“先师立证人书院，讲学于越中，至甲申（崇祯十七年）而罢讲。后二十四年为丁未（康熙六年），余与姜定庵复讲会、修遗书，括磨斯世之耳目。..甬上之闻风而兴者，一时多英伟高明之士，吴仲其一也。明年，余至甬上，诸子大会于僧寺，亦遂以证人名之。甬上讲学之士，数百年所创见..风气为之一变。”①书院的地址，据全祖望所记，在“城西之管村，万氏之别业”②，即万氏白云庄。书院自康熙七年创建至十四年结束，前后经历八年。参加讲会的人数估计有百余人。

　　黄宗羲讲学有两大特点：一是讲究实学，反对空谈，主张经世致用。他揭露明代中叶以来讲学的流弊说：“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③又批评明末读书社的文人不务实学，“本领脆薄，学术庞杂”，所以“终不能有所成就”④。他鄙夷那些空谈道德性命而无真才实学的道学家们，指斥他们“封己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⑤。正因如此，黄宗羲特别强调学者要明经通史，以求经世致用。他说：“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所以，他要求自己的学生“必先穷经”、“兼令读史”⑥。这对于扫除明末脱离实际的恶劣学风起了极大的作用，“凡受公之教者，不堕讲学流弊”⑦，“前此讲堂锢疾，为之一变”⑧。二是宗羲讲学既重经史之学，又重自然科学，包括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知识。如在海昌讲学时，向知县许三礼传授了有关《授时历》、《西洋历》、《回回历》的知识，还培养了一个精通数学的陈言扬。他的儿子黄百家继承家学，在经学、史学、历学、数学方面均有较深造诣，并有专著传世。他的学生万经（万斯大之子）在《寒村先生七十寿序》一文回忆黄宗羲在甬上讲学的情景时说：梨洲弟子对“经学、史学以及天文、地理、六书、九章至远西测量推步之学”“争各磨励，奋气怒生，皆卓然有以自见”。

　　在黄宗羲的思想和学术风格熏陶下，形成了以甬上证人书院弟子为主力、其流风被于浙东乃至全国，其学脉传于乾嘉以至清末的清代浙东学派。④ 《陈夔献墓志铭》，载《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 年版。

　　① 《黄梨洲文集》页239，中华书局1959 年版。

　　② 全祖望：《甬上证人书院记》，《鲒埼亭集外编》卷16。

　　③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④ 《陈夔献墓志铭》，载《黄梨洲文集》页232。

　　⑤ 《留别海昌同学序》，《黄梨洲文集》页477。

　　⑥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⑦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⑧ 全祖望：《甬上证人书院记》。

　　这个学派的学术研究范围很广，诸如经学、史学、文学等，也包括自然科学，但以史学成就最显著。这一学派代表人物，以史学为主兼治经学的有万斯同、万言、邵廷采、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以经学为主兼治史学的有万斯选、万斯大、黄百家，文学方面有李邺嗣、郑梁、郑性等，自然科学代表人物有陈言扬，但最得梨洲真传的还是万斯同、全祖望和章学诚三人。

　　康熙十八年（1679），黄宗羲停止讲学活动，而全力从事于著书立说。

　　第五节著作等身一代大师黄宗羲在青少年时代曾写过不少应酬唱和的诗文，也写过学术专著，今保存下来的有《西台恸哭记注》（写于崇祯十一年，时二十九岁）、《四明山古迹记》（写于崇祯十五年时三十三岁，原稿五卷，康熙十二年改定为《四明山志》九卷）余皆不见。明朝灭亡的历史事实给黄宗羲以极大震动，于是他开始认真总结历史教训，决心为后人留下一些对经世治国有价值的言论文章。流传后世的梨洲遗著，绝大多数是作于顺治十年（1653 年，时四十四岁）之后，特别是在康熙时写的。著书立说，这是黄宗羲后半生的主要活动内容。顺治十年三月，鲁王朱以海在金门岛宣布取消“监国”称号。九月，黄宗羲写下了第一部重要的政治思想著作《留书》一卷八篇①。在该书《自序》中写道：古之君子著书，不惟其言之，惟其行之也。仆生尘冥之中，治乱之故，观之也熟；农琐余隙，条其大者，为书八篇。..自有宇宙以来，著书者何限？或以私意搀入其间，其留亦为无用。吾之言非一人之私言也，后之人苟有因吾言而行之者，又何异乎吾之自行其言乎？是故其书不可不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