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红军放弃吉安，十九日我和古柏、谢维俊二同志从吉安往永丰属之蘅田，会合红军主力，二十一日经水南到白沙。在木口村吃午饭，调查了村府委员的成分及本村所杀反动分子的成分。    

    古柏、谢维俊与毛泽东同行，是因为他俩当时都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所以追随毛泽东左右，跟毛泽东有着密切的交往。谢维俊又写作谢唯俊，字蔚青，湖南耒阳人。一九二六年，年仅十九岁的谢维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他随朱德、陈毅部队上井冈山，在红军中担任连党代表、营党代表、一纵队政治部主任。后来，他成为总前委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当邓小平初来瑞金县委时，正在那里的谢维俊帮助邓小平工作。此后，谢维俊担任过中共永丰县委书记。接着，调任江西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红军独立第五师师长。虽说他不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但常给毛泽东写信，征求毛泽东对工作的意见，毛泽东给他回过信。    

    古柏，常使人以为是化名，其实这是他的真实姓名。古柏是江西寻乌县人。一九二五年，十九岁的古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寻乌县最早的中共党员。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一日，朱毛红军急行军途经寻乌县菖蒲区，古柏连夜赶去，跟毛泽东见了面，给毛泽东留下很好的印象。一九三○年五月，毛泽东到寻乌进行调查工作，当即找担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的古柏。他和古柏朝夕相处了二十天，结下了亲密的友情。毛泽东写出《寻乌调查》，文中两处提及古柏：在全部工作中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    

    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不是没有让我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分地供给材料的人。这回到寻乌，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先生……此后，毛泽东把古柏调来，担任前委秘书长，而前委书记便是毛泽东。    

    据已经八十六岁高龄的古柏夫人曾碧漪对笔者说，她与古柏于一九二八年结婚，也随古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曾碧漪是粤北南雄人，原名曾昭慈。她跟贺子珍亲若姐妹。她在毛泽东那里负责保管文件。毛泽东需要什么文件，总是向她要。她记得，古柏常用秘密药水，替毛泽东把文件抄在衣服上、布匹上，交给通讯员送出去。有几回，通讯员给毛泽东送来线装古书，古书的每一页都是折起来的，古柏从折页中抽出一张张白纸，用药水一涂，就显出了字迹。正因为毛泽东跟古柏有着亲密的关系，所以在“富田事变”中，那封伪造的毛泽东的信，就是写给古柏的。曾碧漪记得，发生“富田事变”时，她和古柏以及陈正人(即毛泽东在汀州老古井休养时同住的那位陈正人)的妻子彭儒，正住在设在富田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里。他们三人好不容易死里逃生，逃到兴国。那里听说富田发生事变，不明他们三人的身份，就把他们绑了起来。后来遇上陈毅，才放了他们。彭儒正怀孕，于是留在兴国。十几名赤卫队护送古柏夫妇前往宁都小布总前委所在地，毛泽东在那里。可是，到了小布，天色已黑，那里又因发生“富田事变”而戒严，他们受到哨兵的反复盘问。“我是古柏!总前委秘书长古柏!”任凭古柏这么大声说明，可是那时没有“工作证”，而哨兵又不认识古柏，怎么说也没用。正巧，总前委秘书谢维俊查哨，听见古柏的声音，奔了过来，惊喜交集。谢维俊告诉古柏，今天早上刚为古秘书长开了“追悼会”呢。毛泽东见到古柏，也开怀大笑，说阎罗王那里“开恩”，放回了古秘书长。    

    古柏在一九三一年调离了总前委，担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兼内务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劳动部秘书长。    

    邓、毛、谢、古分处于不同的工作岗位，怎么会成了“反党小组织”呢?内中的根本原因，当然在于他们跟毛泽东都有着密切关系，属于“毛派”。直接的起因，则是由于他们四人对博古、张闻天、任弼时等不满，称他们为“洋房子先生”——他们来自上海的“洋房子”。“洋房子先生”们排斥毛泽东，说“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他们反驳道：“大城市中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全是马克思主义!”    

    诚如罗明的“最好的领袖毛主席”一句话激怒了博古，他们对“洋房子先生”的揶揄传进了“洋房子先生”们的耳朵中，“洋房子先生”们大为震怒了。于是，他们成了四个“罪人”，受到挞伐。如今仍可从档案中查到的一九三三年五月四日纪念五四青年节时，“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作出的《关于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总批判》，内中写道：    

    以邓小平、谢维俊、毛泽覃、古柏等同志为首的江西罗明路线，是与党的进攻路线完全相反的……邓、谢、毛、古几位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他们对于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甚至以“洋房子先生”相呼……这些同志如果再不彻底纠正其错误，我们建议中央局把他们洗刷出布尔什维克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