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初，张闻天首先出现在红都瑞金。不几日，博古、陈云也到达那里。他们是沿着周恩来进入苏区走过的秘密通道，由上海来到瑞金的。博古是王明指定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负总责。随着他进入苏区，中共临时中央也就迁入瑞金。在上海，另行成立中共中央上海局，作为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派出机构，由康生负责。中共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原有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最初，两者并存了一段时间，有时下达的文件联名署“中共中央中共苏区中央局”。到了一九三三年六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字样消失。二十六岁的博古成为了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博古的到来，使中共中央代表团——“三人团”同样失去存在的意义。任弼时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随之消失。任弼时不久被调离瑞金。一本关于任弼时的传记，这样写及任弼时遭贬的经过：    

    他参加组织召开的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赣南会议和一九三二年八月(应为十月——引者注)宁都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意见，排斥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做法，事后，他就认识到是不对的。对于临时中央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直接搞的这一系列“左”的东西，更是有看法。他正是被临时中央认为贯彻极“左”路线不力，而被免去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派到湘赣区作省委书记。高军：《伟大的战士任弼时》，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瑞金县城西面五公里处的沙洲坝热闹起来。那里的下肖村一幢杨姓私宅，土木结构，红漆描金，古画装饰，被博古看中，作为中共临时中央的机关所在地。这幢房子建于一八七九年，占地一千一百多平方米。这幢房子附近的另一座杨姓私宅，成为“少共中央局”(亦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的机关所在地。那幢房子也是土木结构，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占地六百多平方米，少共中央局书记凯丰(即何克全)、秘书长胡耀邦、儿童局书记陈丕显、少年先锋队总队部总队长张爱萍在这座屋子里办公。担任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的陆定一、组织部长王盛荣，也住在那里。这些当年尚属“小字辈”的人物，后来都成为中共的重要领导人。博古的到来，再也不必借助无线电报机“遥控”，他开始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王明“左”倾路线，进一步批判毛泽东。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罗明成了毛泽东的“替罪羊”

    “新官上任三把火。”博古来到中央苏区，第一把火烧的便是那个罗明。在中共党史上，凡是称为“××路线”的，那代表人物必定是中共中央举足轻重的人物，诸如“立三路线”、“王明路线”等。可是，博古来到中央苏区不久，便大张旗鼓地批判“罗明路线”，颇为令人困惑。罗明，又名罗善培，最初是中共广东党、团区委派往厦门的特派员，后来成为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连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怎么忽地有了一条“罗明路线”呢?这，最初连罗明本人都纳闷莫解，蒙在鼓中。其实罗明挨批，无非是因为他在汀州福音医院听了毛泽东的长谈，便把毛泽东的一套主张在福建加以贯彻。博古碍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影响和威信，不便直接批判“毛泽东路线”，于是抓了罗明当替罪羊!据博古自云，“罗明路线”是他“一手发现”的!这样，批判“罗明路线”，也就由他一手导演。    

    不过，批判罗明的第一炮，是博古以中共苏区中央局名义发出的。那份《中央局关于闽粤省委的决定》，是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五日下达的。《决定》指出：“中央局在检查了福建省委工作之后，认为省委处于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在省委内部的一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为此，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一系列决定：    

    “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省委对于这一路线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必须受到严厉的打击；    

    “立刻撤销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工作；    

    “公布这一决定，并在各种党的会议上与党报上解释这一决定”。    

    这一决定一经公布，二月二十日少共苏区中央局立即响应，作出《关于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决议》，指责福建团委书记陈荣在反罗明斗争中“缺乏布尔什维克”的“彻底性和顽强性”，号召“在全苏区团内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紧接着，二月二十四日，撤除罗明职务后组成的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作出响应中央局决定的决议，斥责了刘晓(新中国成立后任驻苏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为代表的“对罗明路线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