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走马上任后抓的头一件事，便是纠正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他在由广东进入闽西时，见到一位红军团长，问起关于“AB团”的事。那位团长答道，大约有六千“AB团”。这使周恩来大为震惊……“富田事变”经项英冷处理，本已安然过去。可是，项英一受中共中央的指责，那个李韶九就神气活现起来，成了“富田事变”中反“AB团”的“英雄”。于是，在一九三一年四月下旬，李韶九被任命为苏区政治保卫局江西分局局长，掌握了肃反领导权。    

    李韶九一上台，紧锣密鼓肃“AB团”，掀起肃“AB团”的“高潮”。内中的重点，当然是发动“富田事变”的红二十军。从军长萧大鹏、政委曾炳春以下到副排长，全军七百多名干部，都被列为“AB团分子”加以审查。一时间，“AB团分子”简直满天飞!滥施肉刑搞逼供信，乱供乱信，赣西南地区的干部突然百分之九十被打成“AB团分子”，弄到无人再敢当地方干部的地步!在闽西根据地，这时翻新花样，肃起“社会民主党”来了!怎么忽然会冒出“社会民主党”呢?事出有因。那是因为自一九二九年以来，共产国际发出了加紧反对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指示。共产国际是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的情况而言。事有凑巧。一九三一年初，红十二军在召开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的大会时，有人领呼口号：“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领呼口号的是林海汀、吴拙哉。他们喊错口号，是在于他们连“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都弄不明白，在稀里糊涂中喊错了口号。这下子，林海汀、吴拙哉被当成了“社会民主党”，加以严刑审讯。在遭到毒打之后，他们只得按照审讯者的“提示”，乱供一气。林海汀“承认”自己是“社会民主党闽西特委宣传部长”。既然有“宣传部长”，当然有“特委书记”。又是一番严刑逼供，傅柏翠被说成是“闽西社会民主党特委书记”。    

    傅柏翠在一九二八年领导过闽西蛟洋暴动，因与中共闽西特委产生矛盾，在一九三○年十二月被开除党籍。这下子，又成了“闽西社会民主党特委书记”。于是，“顺藤摸瓜”地逼出“闽西社会民主党”的“特委委员”们，逼出各级组织成员们，逼出一个个“社会民主党党员”。本来纯属审查者们子虚乌有的想象，却在棍子、皮鞭下，变成煞有介事的“第三党”!李韶九越“肃”胆子越大，甚至想把陈毅也打成“AB团分子”!总前委曾下达“任务”，要陈毅在二十二军中“打出”五百名“AB团分子”，而这支部队总共只有三千人!陈毅无法完成“任务”，被说成是包庇“AB团”，而“包庇者”自己也很可能就是“AB团分子”!于是，陈毅被召去开会。    

    陈毅自忖凶多吉少。临行前，对他当时的妻子、二十岁的萧菊英说：“等到下午六点钟，你就快走。回你家乡信丰藏起来。如果我没事，我会派人把你找回来……”陈毅走了。马拉松式的会议，一直开到晚上八时。    

    当陈毅回到家中，已不见萧菊英。四处寻找，在一口井里找到她的尸体——她以为陈毅成了“AB团分子”，跳井自杀了!闽西肃“社会民主党”之风，也刮到瑞金来了。从一九三一年五月起，中共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以为瑞金也有“社会民主党委”，于是把原县委书记邓希平、县苏维埃主席萧连彬抓起来杀害，接着县苏维埃、县工会百分之八十的干部被打成“社会民主党”!周恩来一到中央苏区，便对肃反扩大化来了个急刹车。他到任没几天，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他就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专门研究解决此问题。会议作出了《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这一决议案，一开头便写道：    

    中央局在深刻的检查了过去苏区肃反工作以后，完全同意周恩来同志的报告……《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    

    决议案指出：    

    过去对AB团及一切反革命派认识不正确，将AB扩大化了，以为一切地主残余富农分子都可以当AB团看待，以为一切从异己阶级出身的分子都可能是AB团，把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犯错误的党员与群众都与AB团问题联系起来，甚至发展到连工农群众都不能信任了；于是觉得AB团是肃清不了的。有了这认识上的错误，更产生极严重的对AB团斗争的方法上的错误，把反AB团的斗争简单化，缩小到“打AB团”的捕获、审问、处理的范围内，而忽视积极的去巩固革命势力。尤其是完全缺乏的，是反AB团的思想斗争与教育工作，结果便发展到以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极危险的观点。在打AB团中更专凭犯人口供，倚靠肉刑，以致造成肃反工作的唯心论……《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