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党的指挥机关是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军事指挥机关是军司令部，朱德为军长。中央若因别的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得来，那是胜过我们的。中央去年六月来信说派贺龙同志来视察，不知为何没有来，现在从福建来交通极便，以后务望随时派人来视察。②与此同时，彭德怀也给中共中央写信。信是四月四日写的，这是他头一回给中共中央写信。写毕，他把信的原稿交给毛泽东，抄件交给地下交通员带往上海。    

    彭德怀在信中，赞同毛泽东的见解。他指出，“在反革命高潮时不宜分兵，分则气虚胆小”；“这种严重时期，只有领导者下决心与群众同辛苦，同生死，集中力量作盘旋式游击，才能渡过难关，万万不能采藏匿躲避政策，就立刻上了被消灭之极途”。好不容易，总算回复了中共新中央的“二月来信。”    

    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商议着下一步棋该怎么走。    

    这时江西的形势，跟四个多月前大不相同，如毛泽东在给中共新中央的信中所言：“自刘、郭二旅击溃之后，闽西赣南可以说没有敌人了。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彭德怀主动提出，重新打回井冈山。毛泽东和朱德表示赞同。于是，红五军和红四军在会师之后，又分手了。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误杀袁 王使井冈山得而复失

    彭德怀率红五军从井冈山打到瑞金，花费了两个月。如今回井冈山，却非常轻松，沿途除了在信丰跟数十名靖卫队打了一次小仗并全歼之，竟然没有见到敌军的影子。从瑞金回井冈山，轻轻松松，只走了十天就到了。    

    红五军的队伍也今非昔比，扩大到近千人，全都穿上了新的单衣军服。党代表滕代远伤愈，归队了。一到井冈山，不论是湘军还是赣军，早已撤了。山上一没有吃的，二没有住的，何况蒋介石和李宗仁桂系军阀开战，湘军、赣军都回防了。忽地冒出一支队伍，欢迎红五军。那是王佐的部队。王佐不愧为“山大王”，在白军占领井冈山时，他带着队伍躲进了老林。从黄洋界跳崖的李灿，带着残部和他会合。    

    随彭德怀一起回到井冈山的姚哲，曾写下这样目击的惨象：“这时茨坪的房子被敌人烧光了，到处都是尸体，在一个浸纸浆的池子里就看见好几具尸体，尸体的手和脚都烂了。我们在茨坪住了一晚，山上下来了一些老百姓，他们的脸也没有洗，头发、胡子都很长，苦得很，一见我们都哭起来了，我们纷纷把自己的衣服、布和毛巾等东西送给他们，并且将带来的银元，每人发给一块钱。”袁文才也在山上，却躲了起来，不敢见彭德怀。其实，袁文才没有参加守山。当时，他被调离三十二团，担任红四军参谋长，一直跟毛泽东、朱德在一起。当毛泽东率红四军到达吉安东固时，他听说井冈山失守，记挂家乡亲属，就开小差跑回去了。到了井冈山，他找到了王佐，躲在王佐家住了下来，生怕上级知道会杀他的头。    

    虽说王佐跟袁文才是“铁哥们”，他还是把袁文才开小差之事报告了党代表何长工。何长工找袁文才谈话，给了他口头警告，同时又安排他担任中共宁冈县委副书记。这样，袁文才的情绪总算稳定了。袁文才开小差，固然不对。但是，他产生异心，却也是有原因的——那便是中共“六大”文件中的一段话。当那些“衬衫文件”运到井冈山以后，毛泽东在传达时，特地删去了那一段话。袁文才风闻此事，想方设法弄到了文件的全文，看到了那段话，使他大吃一惊。那是中共“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第十条对土匪的关系，原文如下：    

    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这一段话，明显带有“左”的色彩，所以毛泽东不予传达——这不仅仅考虑到袁文才、王佐在场，而且还在于毛泽东一开始对这两位“山大王”就采取团结、信任的态度。    

    袁文才的文化水平比王佐高，有政治头脑，所以当他听说一点风声，便非要弄到原文不可。看罢心惊肉跳。好在毛泽东跟他已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他相信毛泽东，但是他担心天长日久，万一有变，那便不堪设想。袁文才把偷看到的文件内容，告诉了王佐，王佐也顿时脸色骤变。在“衬衫文件”到达井冈山时，就有人主张杀袁、王，说是执行中共“六大”的决议。但毛泽东坚持反对，反而任命袁文才为红四军参谋长。仍有不少人持异议，杨开明便是其中的一个。一九二九年一月，他前往上海代表前委向中共中央汇报时，便在他的报告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