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敏萱在战乱中逃到吉安清源山亲戚家中，在那里当了斋工。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地下工作。在“文革”中被打成“假党员”。一九七一年死于安徽合肥。    

    长女贺桂圆，是因为她生于中秋，丹桂飘香，圆月当空，取名“桂圆”。后来，她自己取“自珍”为学名，即善自珍重之意。参加革命后，改为“子珍”，如今以贺子珍之名传世。贺焕文捐官当上安福县知县，却因为人老实，受人排挤，丢了官，回到老家永新。他在永新衙门当了个“刑房师爷”，却被一场官司牵涉进去，坐了班房。那时，贺子珍不过四岁。出狱后贺焕文看透尔虞我诈的官场，弃官经商，在永新县城南门禾水边上，开了一爿小店，名叫“海天春”，卖杂货，兼经营茶馆。他曾请了一位风水先生来预卜小店前景，风水先生意味深长地道：“屋舍虽破，两栋支撑；不进钱财，就出人才!”此话竟被言中……贺子珍在县城秀水初级小学毕业后，进入教会学校福音学校女生部学习。天主教的势力，早在十九世纪末，便已深入永新县城。福音学校虽说是教会办的，但教学质量倒是不错的。这样，贺子珍从那里毕业时，已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一九二六年春，十六岁的贺子珍成了母校秀水初级小学的国文教师。就在这时候，从南昌来了个大学生，名叫欧阳洛。他是永新人，在一九二二年考入南昌省立第一师范。在南昌，欧阳洛结识了方志敏、赵醒侬、袁玉冰等人，参加了他们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一九二五年，欧阳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欧阳洛回到永新，使永新有了中共的种子。他在县城办起了平民夜校，贺子珍和妹妹贺怡成了第一批学员，思想日渐转向马克思主义。哥哥贺敏学，也跟欧阳洛过从甚密。这年夏天，贺氏三兄妹——贺敏学、贺子珍、贺怡，都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贺子珍担任了永新县第一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不久，她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当北伐军经过永新时，永新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那时国共合作，贺子珍出任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兼妇女部部长，成为永新十分活跃的人物。这时的她，不过十六岁!    

    贺子珍教妇女们唱起了《花脚歌》：“我们妇女真可怜，封建压迫几千年，别的暂不说，裹脚苦难言。脚小鞋子尖，走路要人牵，破皮又化脓，害人真不浅。大家快放脚，真正好喜欢!”一九二七年三月，贺子珍担任中共永新县委妇委书记。不久，她被调往吉安县，担任国民党永新县党部驻吉安办事处联络员，又任中共吉安特委委员兼特委妇委组织部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冲击波，也波及远离上海的永新县城。永新的国民党右派在六月十日黎明时分动手搜捕中共党员，原永新县工人纠察队军事教官萧金然叛变，带领国民党军队捉人。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等中共党员和群众八十多人被捕入狱。    

    贺子珍在吉安闻讯，心急如焚。左思右想，搭救贺敏学等人的唯一办法，是求救于袁文才。袁文才是贺敏学的中学同班同学，跟贺子珍也很熟悉。贺子珍便跟中共永新县委联系，由她向袁文才写信求援。    

    贺子珍还给狱中的哥哥写了信，托永新的舅母在探监时秘密塞给贺敏学。贺敏学也把自己写给袁文才的一封信，塞在一把竹柄油纸扇里。舅母一边摇着这把扇，一边走出监狱。袁文才接到贺子珍、贺敏学的信，会同王佐，率部攻打永新县城。七月二十六日晚，他们攻进县城，占领了监狱，救出了贺敏学等人。不久，贺子珍也从吉安赶来永新，随着哥哥一起，和袁文才、王佐上了井冈山。贺子珍上了山，就得了疟疾，只好在山上住下来休养。稍好，她下了山，住在茅坪大仓村。袁文才的部队，正驻扎在那里。贺敏学也住在那里。十月三日，从宁冈的古城传来不寻常的消息：毛泽东率中国工农革命军来到那里。据传，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呢。消息是龙超清传来的。龙超清说，毛泽东还写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很有名气呢。龙超清向袁文才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说是过几天来大仓村跟袁文才会面，要送枪给袁文才。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永新一枝花”贺子珍 2

    袁文才很高兴，吩咐部下把银元一叠叠装入竹筒，一百银元一筒，装了六筒，说是送给毛泽东部队。十月六日，五六个男子走进大仓村。他们的脖子上，都系着一根红布条。为首的那位，瘦高个子，脸晒得黝黑，那眼睛里布满血丝。他跟袁文才握手之后，袁文才开始介绍他手下的部将。袁文才介绍了贺敏学，最后介绍站在贺敏学旁边的贺子珍。    

    那为首的人物，便是毛泽东。他见到十七岁的贺子珍，以为这姑娘是袁文才手下部将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