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此说者，认为长征应以前卫行动之日起算。“十八日”之说，主张此说者以毛泽东的行动为长征的标志——毛泽东于这天下午六时从于都北门出发，走过东门浮桥。此说最盛于“文革”期间。“二十一日”之说，以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第一道封锁线发起总攻为标志。因为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于二十日上午十时，下达了《关于对敌总攻击改在二十一日夜进行并各军加强侦察等工作的指示》。“二十二日”之说，则是红军于此日突破国民党军队第一道封锁线。以上六种关于红军长征起始之日的争论，所争论的不是史实本身，而是以什么作为长征起始的标准。当然，采用“模糊数学”的手法，称之“十月中旬”甚至“十月”，也就回避了争论。眼下许多史著，往往用这样笼统的时间。“长征”是后来才有的名词。在红军开始踏上征途时，并不知道未来的“转移”之路有多长，谁都未曾想过这一走竟走了二万五千里!那时对外公开的说法，是“北上抗日”；内部的说法，叫做“西征”。至于国民党，则用贬义之词称之为“共匪西窜”。后来，贵阳的羽高书店便曾出版过胡羽高著，以国民党的视角记述红军长征的书，书名就叫做《共匪西窜记》。    

    此时此际，李德成了大忙人，因为关于西征的计划，是他草拟的。如他在《中国纪事》中所写及的：“政治局委托我草拟一个八月至十月的新季度计划。这个计划像第一个季度计划一样，由周恩来重新加工以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中讨论通过，并把它的大概内容通过上海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了汇报……”从他的这一段自述中，可以看出他已成为参与中共决策的重要人物——因为他已是“三人团”中的一个。此时的“三人团”，已不是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那个“三人团”了。那是在一九三四年夏天，为了准备“转移”和把权力高度集中，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行。这么一来，李德就名正言顺地成为红军最高统帅，成为了中共最高领导“三驾马车”之一。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三人团”决策西征 2

    自广昌败北之后，红军节节败退，失去中央苏区已成定局。不过，在红军主力西征之际，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另设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央办事处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谁留，谁走，凡高级干部，由“三人团”定；中级干部，由各部门提出名单，交“三人团”批准。政府的留守中级干部，便是由张闻天提出名单，呈报“三人团”的。随主力西征，固然也艰险重重，但是留下来显然要冒更大风险，甚至于生死难卜。因为主力转移之后，几十万国民党大军便要猛扑过来，而留守的部队只有一万六千余人(内中大部分是地方部队)，还有一万多受伤病员。“三人团”的目光，扫过中共高级干部名单，思索着该把谁留下来。第一个被提名留下的是项英（项英后来牺牲于一九四一年的皖南事变）。项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府副主席、中革军委副主席，具有党、政、军全面工作经验，委任他为留守首脑，显然是最恰当的人选。当项英得知这一任命时，表示坚决服从。项英又一次表现了他的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他在危难之际接受重任，就这一点来说，项英是好样的。    

    第二个被列入留守名单的是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陈毅八月底在兴国前线受伤，坐骨碎裂，正躺在医院的病房里。当时，医疗器械已经装箱。十月九日，陈毅在医院里给周恩来写信，希望能够给他动手术。周恩来立即嘱令卫生部长贺诚去红军医院，把已经装箱的医疗器械取出，派两名医生给陈毅动了手术。术后翌日，周恩来前往医院探望陈毅，并将“三人团”决定把他留下的消息告诉了他。当瞿秋白被列入留守名单时，周恩来希望博古再郑重考虑一下，但博古坚持留下瞿秋白。虽说留下瞿秋白的理由，是因为他正患肺病，不宜长途行军。其实，一年前中共临时中央作出的《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不言而喻，是把病弱的瞿秋白留下的真正的原因。张闻天也曾回忆：“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张闻天：《延安整风笔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于是否要把毛泽东列入留守名单，曾有小说详细写及“三人团”中博古、李德坚持留下毛而周恩来坚决反对的情节，但现存的史料中似乎并无这样的记载。小说家显然是揣摩了博古、李德、周恩来这“三驾马车”对毛泽东的不同态度后写出来的。    

    “三人团”最后决定的名单是：    

    留下的中央局，有项英、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五个人。    

    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