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散文,质而不俚,生动自然,文从字顺;无论圹志、行状、传记、故事,都能“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穀梁》以厉其气,参之太史以著其洁”;“其畅也,其厉也,其洁也,学者举不能知”,而他却“独深知而自得之”①,一洗“复古派”统治文坛近百年的混浊气氛,以清新和富有真挚感情的文字保持了文学活泼健康的生命。
归有光除以创作实践来为“唐宋派”推波助澜外,他还提出了一些明确的文学主张,以反对王世贞这位“复古派”权威的盲目崇古观点。他在《项思尧文集序》中写道:“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文学,而苟得一二庸妄人为之巨子,争附合以诋诽前人。韩文公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②王世贞听后不服,说:“妄诚有之,庸则未敢闻命。”归有光又反驳道:“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③归有光还针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的复古主张批驳道:“今世相尚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① 《解惑》,《震川先生集》卷十四,第97 页。
② 《与潘子实书》,《震川先生集》卷七,第149 页。
③ 《震川先生集》卷七,第151 页。
① 钱谦益:《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见《震川先生集》第8 页。
② 《震川先生集》卷二,第21 页。
③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震川先生归有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第559 页。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谓悼叹耳!”④他认为学习古人固然不错,但要得其神,而不是徒追形式而已,说:“余尝谓观书,若画工之有画耳、目、口、鼻,大、小、肥、瘠,无不似者,而人见之,不以为似也。其必有得其形而不得其神者矣。余之读书也,不敢谓得其神,乃有意于以神求之云。”①归有光还认为作品的艺术标准在于质之美,他说:“欲文之美,莫若德之实;欲文之华,莫若德之诚;以文为文,莫若以质为文。”②这些切中时弊的见解,在抵制“复古派”专事模仿剽窃的流俗中,别开生面,起到砥柱中流的作用,闳中肆外,使司马迁与唐宋古文家的朴实文风得到发扬光大。尤其是归有光把他的文风贯注到教授举子业的讲堂中,力图改造八股文,这种扭转文风的巧妙形式与勇气,使后人不得不把他称作为“彼时之豪杰”③,不仅把他的散文举为“明文第一”,④而且把他的八股制艺,譬为“汉之子长、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⑤。以致唐宋八大家文选,在唐顺之、归有光的崇扬下,“人几等于五经四子”⑥,文风为之一变。
归有光虽然讲学于荒江老屋,但对民间疾苦并不是漠然视之。他留意于东南水利,关心家乡的农业与民生。怀着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他从“故家野老”处搜采历代有关治理长江下游、钱塘江下游与太湖流域水利的文献⑦,编写了《三吴水利录》四卷。在这部书中,归有光绘图分析东南水利大势,条陈历代治水经验,并根据自己多年考察所得加以阐发,剖明利弊,认为治吴中之水,宜专力于松江,应当疏其湮塞,“开浚诸水”,“去两岸茭芦,自昆山漫水江迤东至嘉定、上海,使江水复由跄口入海”①,以解百姓鱼鳖之忧,使境内丰熟富裕。他将这些文献和建议,呈给地方官府,以供他们治水参考。
在抗倭战争中,归有光亦积极地返回昆山城中参加防御,并写下《备倭事略》、《论御倭书》、《上总制书》等,分析敌情,条陈方略,向当局献计献策。后来他还写下《昆山县倭寇始末书》、《海上纪事十四首》等,流露了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感。此外,归有光又写了《鲤鱼山》、《郓州行寄友人》、《西王母图序》等诗文,有的记所见灾祸,表达对灾民的同情;有的讥刺权贵、贬斥方士滥行,有的为劳动妇女所受的非人压迫鸣不平。他以经世致用的思想,使自己的作品充满着活跃的生命,而称誉文坛。
嘉靖四十四年(1565),归有光六十岁时考中进士,授浙江长兴县令。
他决心学习古代贤县令,兴利革弊,作一番事业。
归有光上任后,平反死囚犯数十人,避免株累者上百人;每审理案件,④ 《与沈敬甫书》,《震川先生集》卷七,第869 页。
① 《尚书别解序》,《震川先生集》卷二,第51 页。
② 《庄氏二子字说》,《震川先生集》卷二,第84 页。
③ 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世界书局1935 年版,第58 页。
④ 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一《明文案序上》,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第1 页。⑤ 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民国二十四年世界书局版,第58 页。⑥ 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民国二十四年世界书局版,第58 页。⑦ 归有光:《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论今年水灾事宜书》,《三吴水利录·续录》,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59 页。
① 归有光:《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论今年水灾事宜书》,《三吴水利录·续录》,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60—61 页。
他都详细调查,把有关妇女、儿童召至案前,细细交谈,把案情审理得清清楚楚。凡鱼肉百姓者,决不姑息;即便上司的命令不符合下情,他亦敢于忤其意而不执行。三年知县任上,“小民安居自如”②。但是这却召来豪强、大吏的不满,隆庆二年(1568),归有光终因得罪豪强和上官,而被调任顺德府(今河北邢台)通判,管理马政,“名为迁,实重抑之”③。对这一不公平的降职,归有光非常愤慨,连上两疏要求辞官,但被朝廷公卿扣压不能上达。归有光抵任后,筑土室一间,整日躲在其中,读书自娱,以示不满。隆庆三年(1569)冬,他赴京入贺万寿节,受到大学士高拱、赵贞吉的荐引,任南京太仆寺丞。后来又被李春芳留在内阁,负责敕房的工作,参修《世宗实录》,身列文学侍从之位。他仕途晚达,十分兴奋,期望自己能借机阅读许多内府秘藏,在学术上获得更深的造诣。但终因劳累过度,在敕房任职仅一年,便身染重病,于隆庆五年正月十三日(1571 年2 月5 日)去世,终年六十六岁。①归有光去世后,他的文学主张和散文成就愈来愈为社会所重视,连他的文坛敌手王世贞也对其表示折服,渐渐改变“复古派”的旧观点。王世贞晚年在给归有光的遗像题赞词道:“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②把归有光与韩愈、欧阳修相提并论,给予极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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