溟濛江雾暗，寥落曙星稀。    

    世乱民多散，年荒鬼亦乱。    

    心伤慈母线，泪染旧征衣。    

    回首风尘里，中原血正飞。    

    他头一回出远门，和两个同学同行。三个人不会讲一句日语，居然也从上海来到了日本。经过短期补习日语，他考入了日本第一高等学校，获得“官费”。在那里，他开始从杂志上读到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文章。    

    一年之后，预科毕业，他分发到鹿儿岛的第七高等学校。    

    在风景如画的鹿儿岛，他在功课之余，“专门只看社会主义的书籍”。他开始译书，写文章。“当时梁任公一派的人，在上海办有《解放与改造》半月刊，我常常投稿，都登载出来，稿费非常丰富。这种稿费，大都寄回家养母，一部〔分〕拿来买书。”就这样，他开始钻研社会主义学说，开始跟梁启超(即梁任公)、张东荪有了联系。周佛海在他的《往矣集》的《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中，十分详细写及他进入中国共产党阵营的经过：“民国九年(引者注：一九二○年)夏天，决心回沅陵省母。……那晚得一到上海，便不能再往前进了。因为那时张敬尧督湘，我们的湘军，群起驱张，战事紧张，道路梗塞。……“既然不能回家，打算到杭州去玩玩。动身之前，去时事新报馆访张东荪。他是《解放与改造》的主持人，我因为投稿的关系，和他常常通信。我到了报馆，他还没有到。……后来东荪来了，却谈得非常投机。他们当时组织‘共学社’，翻译名著，请我也译一本，我便担任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到西湖住在智果寺，每日除译书、看书外，便和几个朋友划船、登山……住了三个多星期，因为热不可耐，仍旧回到了上海。“到了上海，张东荪告诉我，陈仲甫(独秀)要见我。仲甫本是北大教授，主办《新青年》鼓吹新思想，为当时的当局所忌，所以弃职来沪，《新青年》也移沪出版。有一天我和张东荪、沈雁冰，去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去访仲甫。当时有第三国际代表俄人吴庭斯基(引者注：即维经斯基)在座。……”后来的情况，便如同本书第二章所描述的：维经斯基明确提出，希望组织中国共产党。张东荪不愿加入。周佛海、沈雁冰同意加入。这样，周佛海便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周佛海曾在《扶桑笈影溯当年》中，谈及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动机：“我为甚么赞成组织共产党，而且率先参加?第一，两年来看到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很多，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不觉信仰起来；同时，对于中国当时军阀官僚的政治，非常不满，而又为俄国革命所刺激，以为非消灭这些支配阶级，建设革命政府，不足以救中国。这是公的。第二，就是个人的动机，明人不做暗事，诚人不说假话，我决不隐瞒当时有个人的动机……当时所谓个人的动机，就是政治的野心，就是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在一高的时候，正是巴黎和会的前后，各国外交家都大出锋〔风〕头。所以当时对于凡尔赛，非常神往，抱负着一种野心，将来想做一个折冲樽俎，驰骋于国际舞台，为国家争光荣的大外交家。后来研究俄国革命史，又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民众，推翻支配阶级，树立革命政权的革命领导者。列宁、特路茨基(引者注：即托洛茨基)等人物的印象，时萦脑际，辗转反侧，夙兴夜寐，都想成这样的人物。……”周佛海和施存统，实际上都是在上海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然后去日本的。他俩在日本组成了一个小组。    

    周佛海还曾回忆：“回到鹿儿岛之后，除掉上课以外，仍旧是研究马克斯(引者注：即马克思)、列宁等著述，和发表论文。同时，我想要领导群众，除却论文，最要紧的是演说。所以纠合十几个中国同学，组织了一个讲演会，每礼拜讲演一次，练习演说。当时同学都说我有演说天才，说话很能动人。我听了这些奖励，越加自命不凡，居然以中国的列宁自命。现在想起来，虽觉可笑，但是在青年时代，是应该有这样自命不凡的气概的。……”一九二○年周佛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之际，不过二十三岁，是一大群热血青年中的一个。然而，他的政治野心，他的领袖欲，却为他后来改弦更张、叛离中国共产党预伏下思想之根……    

第五部分：响应周恩来赴法寻求真理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向东伸入留日学生，向西则伸入留法学生。    

    当时，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不亚于留日。从一九一九年春到一九二○年底，中国便有一千五百多名青年涌入法国勤工俭学。其中，撒向法国的中国共产党“种子”的是张申府。他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