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俊衣着很随便，看上去像个乡下人。在上海，他曾去一家豪华宾馆看望一位德国教授，看门的印度人以为他是“瘪三”不许他入内。不料，他以英语向看门者说明来意，使那位印度人吃了一惊，只得让他入内。过了一会儿，德国教授送他出门，一路上两人以德语谈笑风生。那位印度人方知自己“以衣取人”，看“扁”了来者，赶紧向他道歉。    

    李氏两兄弟之中，李书城不去环龙路渔阳里，而李汉俊则成了陈独秀客堂间里的常客。李汉俊带来另两位“大秀才”拜访陈独秀。他们便是戴季陶和沈玄庐。戴、沈、李乃《星期评论》编辑部的“三驾马车”。那时候，时兴“评论”。在北京影响甚广的，是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创刊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上海这“三驾马车”效仿《每周评论》，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八日创办了《星期评论》。此后一个多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七月十四日问世。在这些“评论”之中，《星期评论》的发行量最大，达十几万份。《星期评论》的编辑部最初设在上海爱多亚路新民里五号(今延安东路)。一九二○年二月，迁往三益里李汉俊家，难怪有许多“穿长袍的先生”和“穿裙子的青年女性”常常进出李寓。与李汉俊同编《星期评论》的戴季陶，亦非等闲之辈。戴季陶本名良弼，又名传贤，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他比李汉俊小一岁，而经历比李汉俊“显赫”得多。李汉俊十二岁赴日，戴季陶十五岁赴日。戴季陶也是得兄长之助，才得以东渡。戴的长兄卖掉了土地，资助他从四川前往遥远的日本。事出意外，年幼的戴季陶途经上海时，被流氓盯住，抢去他的钱财。戴季陶痛哭流涕，幸亏一位四川同乡也去日本，看他实在可怜，带他踏上了东渡轮船。囊中空空如也的戴季陶进入日本大学法律系，发奋攻读，学业优秀，日语流畅。富有社会活动能力的他，发起组织留日同学会，小小年纪，被推选为会长。在艰难困苦之中，度过了留学生涯。    

    回国之后，擅长文笔的他，考入天铎报社当记者。由于文章出色，迅即升为主笔。他从“不共戴天”这一与“戴”相关联的成语中，取“天仇”为笔名，发表众多抨击清朝政府的文章。戴季陶命运的转折点是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这天，二十岁的他在上海码头，欢迎、采访自海外归来的孙中山，心中无限敬佩。孙中山也看中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邀他去南京参加中华民国成立大典和大总统就职仪式。不久，孙中山赴日访问，戴季陶被任命为翻译兼机要秘书。从此，他成为孙中山的忠实门徒。在日本，孙中山与许多日本重要人物密谈时，唯戴季陶在他身边。此后，孙中山受袁世凯排挤，流亡日本，戴季陶亦侍奉在侧。一九一四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戴季陶被任命为浙江支部长。    

    一九一七年七月，孙中山在广州出任大元帅，戴季陶被任命为大元帅府秘书长。    

    一九一八年五月四日，因桂系军阀操纵国会，决议改组军政府，孙中山愤然宣布辞去大元帅之职。五月二十一日，孙中山离广州前往上海，戴季陶同行。孙中山在上海先是住在环龙路六十三号。两个多月后，迁入华侨们集资购赠的莫利爱路二十九号(今香山路七号）住宅尚明轩：《孙中山传》，北京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于是，戴季陶也就在上海住了下来。他原本读过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当李汉俊在一九一八年底从日本回到上海，便与他过从甚密，一起探讨马克思主义。他们对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每期必读，商议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戴季陶的社会声望比李汉俊高得多，创办时由戴季陶任主编。    

    沈玄庐此人，年长于李汉俊和戴季陶七八岁。他本名沈定一，字剑侯，浙江萧山人。他当过清朝的官——云南广通县知县、武定知州、省会巡警总办。后来，他因帮助中国同盟会发动河口起义，被人告发，无法在国内立足，只得流亡日本。在日本沈玄庐研读各种社会政治学说之后，以为社会主义学说最为正确。这样，他开始钻研日文版的社会主义理论书籍。    

    一九一六年，沈玄庐回国，出任浙江省议会议长。当《新青年》创办之后，这位当年的清朝“县官”，积极为之撰稿。在戴季陶、李汉俊筹备创办《星期评论》之际，沈玄庐热心加入，成为“三驾马车”之一。沈玄庐虽说年近四十，倒有许多天真可爱之处。比如，他主张平等，在家中要儿子、儿媳直呼其名，使他的许多朋友惊讶不已!自从陈独秀住进了环龙路渔阳里，相距不远的三益里四枝笔杆——邵力子、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便不断被渔阳里的“磁力”吸引过去了。此外，还有一位常来拜访陈独秀的“笔杆子”，叫张东荪。他原名万田，字圣心，浙江余杭县人。他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追随孙中山。一九一一年，与梁启超一起，在上海创办《时事新报》。一九一二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府秘书。此后，他担任北京大学、中国公部大学、燕京大学教授。一九一九年在北京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南下上海之后，与陈独秀有旧，故常来叙谈。此人也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也读过一些日文版社会主义学说著作。张东荪回上海，依然主编《时事新报》。不论是邵力子、李汉俊、戴季陶，也不论是沈玄庐、张东荪以至陈独秀，都曾在日本留学，都懂日文。这些“秀才”，最初都是从日文版的图书中，懂得马克思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