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红军长驱直进西伯利亚前夕，一九一九年三月，在西伯利亚西缘鄂木河畔的鄂木斯克城，一个秘密会议正在举行。那是俄共(布)第二次西伯利亚代表会议。会议除了研究东进问题，还决定成立一个秘密机构——“俄共(布)西伯利亚区委情报宣传局”。这个情报宣传局的任务是“建立和加强同东方及美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联系”。这是俄共(布)成立的第一个专门研究、联系东方及美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机构。    

    在中国发生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之后，一九一九年六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区委的负责人之一加蓬向俄共(布)中央建议，在西伯利亚区委成立“东方局”(又称“东方民族部”)，专门负责和东方各国的革命力量进行联系，并帮助这些国家建立共产党。当红军进入海参崴之后，杨明斋受到了重视。不言而喻，他身为布尔什维克，又是中国人，通晓中、俄两国语言，是难得的，是可以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系的恰当人才。杨明斋参加了设在海参崴的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的工作。    

    一九二○年一月，一份来自海参崴的重要报告，送到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这份报告是由库什纳列夫和萨赫扬诺娃共同署名的。他俩都是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的负责人。这份报告向俄共(布)中央反映了他俩的意见：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着手和中国的革命者建立经常的联系。    

    也就在这份报告送出不久，李大钊送走了陈独秀，来到了天津“特别一区”那幢小楼。来自天津的重要信息，迅速传到了海参崴。李大钊不是江亢虎。中国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与俄共(布)挂上了钩。从海参崴派出的俄共老布尔什维克伯特曼住在天津，不断发来准确、可靠的情报——他找到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战友!俄共(布)中央仔细研究了远东地区委员会负责人的报告，获知了来自中国的最新信息，于一九二○年三月批准建立了“俄共(布)远东局”，作为俄共(布)专门负责同远东各国革命者联系的机构。在海参崴，成立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维廉斯基·西比利亚可夫被任命为分局的负责人。俄共(布)远东局选择在海参崴建立分局，是由于海参崴这“东方的门户”跟中国联系方便——那时，从莫斯科到海参崴的西伯利亚大铁道遭到战争的破坏，一趟列车起码要二三十天才能到达。    

第三部分：酝酿来自海参崴的秘密代表团 2

    一九二○年三月，就在建立远东局不久，俄共(布)中央与共产国际磋商，并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批准、同意，给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发去电报：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据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所保存的档案全宗五一四，目录号一，归案卷号四，七页。表明，派遣这个代表团的使命是：“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又据日本波多野乾一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五卷透露，列宁对这个代表团下达三项任务：    

    一、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    

    二、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    

    三、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俄国游历。    

    不过，作者并未注明列宁的三点指示的出处。施瓦茨著的《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兴起》（Ｂ．Ｉ．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Rｉｓｅ ｏｆ Ｍａｏ》）也有类似的记载，但同样没有注明原始材料出处。不论怎么说，代表团负有“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这一使命，是确切无疑的。    

    杨明斋被选入代表团。他的职务是翻译。代表团的负责人是俄国人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又译为“乌金斯基”、“威经斯基”、“魏金斯基”)。他又名查尔金。后在中国曾取了一个汉名，叫吴廷康；他还取了中国式的两个笔名——魏琴、卫金。中等身材，温文尔雅，学问渊博，维经斯基给人以良好的印象。一八九三年四月，他出生在俄国维切布斯克州涅韦尔市，父亲是森林工厂的管理员。一九○七年，十四岁的维经斯基中学毕业以后，家里无法继续供他上学。他在维切布斯克印刷厂里当排字工人。    

    三年后，他到白斯托鲁克当会计。二十岁那年，贫困潦倒的他，前往美国谋生，边学习边做工。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重要经历。来到美国之后，他的眼界一下子开阔了，阅世不深的他，明白了许多道理。他的英语也讲得流畅，这为他后来成为国际社会活动家准备了便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