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    

    决议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的决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引者注：当时的习惯用语为“议决”，亦即决议。下同）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此议决。”    

    决议指出：    

    “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    

    决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时的四条注意事项：    

    一、在政治的宣传上，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    

    二、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并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    

    三、共产党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在国民党中言语行动都须团结一致。    

    四、须努力使国民党与苏俄接近，时时警醒国民党，勿为贪而狡的列强所愚。    

    对于中国共产党作出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一国共合作策略，后来蒋介石称之为“寄生”策略。蒋介石在他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对中国共产党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中国共产党）发育的初期，必须寄生于中国国民党内，施展其渗透、分化、颠覆的阴谋……”    

    不论蒋介石怎么说，事实证明“西湖会议”以及中国共产党“三大”作出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这一重大策略的提出者、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三大”。    

    马林对于中国共产党，可以说立下两大功劳：    

    第一，为了组织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马林出了大力。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上，曾以他的洪钟般的声音作了长篇讲话，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特务侦察中国共产党“一大”时，他以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敏锐地察觉并决定转移到嘉兴开会。    

    第二，制定国共合作方针，使当时幼小的中国共产党借助于与国民党合作，迅速得以壮大。    

    这一回，马林又在中国共产党“三大”上作长篇讲话，阐明他提议国共合作的意义，对于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大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三大”选举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等九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组成中央局。    

    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员有四百二十人。    

第八部分：锤炼有人前进 也有人落荒

    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发展了，壮大了。    

    那曾经围坐在李公馆大餐桌四周的十五位代表，后来又走过了怎样的人生道路?    

    一九三○年三月，上海《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曾刊载鲁迅的一篇杂文《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