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上海望志路李公馆几站路，霞飞路之北，有一条南成都路。那儿有一条叫做“辅德里”的弄堂，成排成排的石库门房子，跟李公馆同一模式，就连墙壁也一样，用青红砖相间砌成。石库门的门楣上，雕刻着“腾蛟起凤”、“吉祥如意”之类的横批。    

    辅德里六二五号(今成都北路七弄三十一号)迁入一户李姓人家，也成了“李公馆”。此“李”，便是李达。自从陈独秀由粤返沪，李达和王会悟便迁居于此。幸亏当时李达迁走了，所以当陈独秀被捕时，法国警察在渔阳里二号没有搜查到中国共产党文件——有关文件在李达那里。    

    李达主管宣传，创办了“广州人民出版社”，印行大批“马克思全书”(十五种)、“列宁全书”(十四种)、“康民尼斯特丛书”(即“共产主义丛书”，十一种)。书上标明社址为“广州昌兴马路二十六号”。其实，那是辅德里六二五号编印的。标上“广州”字样，为的是迷惑法国警察的眼睛——须知，辅德里也属法租界!    

    自从李汉俊家的渔阳里二号遭到法国警察搜查之后，李达家便成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尚未暴露的联络站。尤其是那里全是一排排红砖、青砖相间的统一格式的房子，侧身一闪而入，不易叫人辨出哪家哪户。    

    辅德里六二五号一楼一底，建筑面积为七十四平方米。楼上为李达书房和卧室，楼下为客厅。那排房子是一位姓韩的大房东建筑的，分租给别人。石库门房子各家都有前后门，独进独出，与他人无干。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一个重要的秘密会议，在李达家的客厅里举行。这便是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提及的“明年七月”召开的“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到会的代表十二人：陈独秀、李达、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施存统、项英、王尽美、邓恩铭、邓中夏、向警予、张太雷。    

    据张国焘所著《我的回忆》说：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其间已届，但预定到会的李大钊、毛泽东和广州代表都没有如期赶到。”    

    其实，毛泽东并非“没有如期赶到”，而是他当时在上海！    

    毛泽东在上海，为什么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二大”呢？    

    这曾有过各种各样的说法。其实，内中以他对斯诺所说的最为准确：    

    “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三四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当时，毛泽东是“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对赵恒锡的运动”。赵恒锡是当时湖南省长、军阀。    

    毛泽东“忘记了开会的地点”，这确实是一桩憾事。在两个月前，毛泽东还邀李达到湖南自修大学讲授马列主义。毛泽东是知道在七月召开中国共产党“二大”的。    

    据罗章龙在一九八一年回忆，他曾参加中国共产党“二大”。但是，有关文献上没有记载他出席中国共产党“二大”罗章龙之孙罗星元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笔者信。。    

    在中国共产党“二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党员已由最初的五十多人，发展到一百九十五人。其中：上海五十人，长沙三十人，广东三十二人，湖北二十人，北京二十人，山东九人，郑州八人，四川三人，旅俄八人，旅日四人，旅法二人，旅德八人，旅美一人。在这些党员中，工人党员为二十一人，女党员四人。    

    会议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主持。“吃一堑，长一智”。这一回开会，不但每一次会议都改换地点，而且多开分散的小组会，保密工作比中国共产党“一大”做得好得多。闭幕式是在英租界举行。    

第七部分：成立中共“二大”在上海辅德里召开 2

    中国共产党“二大”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共五人，即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和邓中夏。另有三人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陈独秀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这一职务名称在当时不固定，有时也用原名——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一九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上，则署“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