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年春，十四岁的薛文淑来到了上海三益里。李书城收留了她，让她寄居在他家。    

    据薛文淑回忆：    

    “当时黄兴的遗孀徐宗汉住在贝勒路的一处房子，请了一位湖南老先生当家庭教师，我便同她的子女一美、一球等一起从老先生补习功课，准备投考学校。    

    “不久，我上了民生学校，与邵力子的姨妹王秀凤同学。邵家住在我们的斜对门。”    

    迁往望志路之后，李家只有四口人，即李书城、李汉俊、李书城的九岁的女儿李声韵、薛文淑。另外，还有一位二十多岁的警卫，名叫梁平，一位四十多岁的厨师廖师傅以及一位三十多岁的安徽娘姨。    

    薛文淑这时改在博文女校上学，一般上午上课，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在家复习功课。    

    这时候，来找李汉俊的朋友更多了。只是薛文淑在三益里时见到过的两位小姐不大来了，常来的是一位姓陈的小姐，模样姣美，跟李汉俊学外语。    

    一九二一年春，三十九岁的李书城和十五岁的薛文淑在望志路结婚。新房设在一○八号楼上，那里隔成前后两间，前面会客，后面为卧室。楼下也是两间，前面的房间是警卫梁平和厨师廖师傅的卧室，后面为厨房。前后房中间为过道。    

    一○六号楼上，也隔成两间，前屋为李汉俊卧室兼书房，后屋是李声韵和娘姨卧室。楼下前屋为餐厅，放了一张乒乓球桌那么大的长方大餐桌。那是从三益里带过来的。在三益里时，李家人口众多，所以要用这么大的餐桌。楼下后屋是洗澡间，备有日本式的洗澡大木桶。    

    一○六号和一○八号内部打通，共用一○六号的一个斜度较大的楼梯。上楼之后，先走过李汉俊的房间，朝西走，则是李书城的卧室。    

    新婚不久，李书城带着警卫梁平到湖南去了，在那里主持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军务。    

    这么一来，望志路上的李公馆内，只剩下李汉俊、薛文淑、厨师、娘姨和年幼的李声韵。薛文淑不过十五岁，不懂世事。厨师和娘姨不识字，因此从不过问李汉俊跟那些穿长衫、西装的朋友们高谈阔论些什么。    

    本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住在博文女校，倘若就在那里开会，当然方便。不过，两个外国人进出一所女子学校，很容易引起密探的注意。一旦招惹麻烦，一网打尽，便无处遁逃。    

    “到我家里开会吧。”李汉俊一提议，马上得到李达的支持。确实，李公馆是一个很合适的开会场所。那里离博文女校很近，而且是个闹中取静的所在。    

    于是，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星期六)晚，穿长衫的，穿对襟纺绸白上衣的，穿西式衬衫结着领带的，留八字胡的、络腮胡子的，教授派头的，学生模样的，一个又一个走进李公馆后门……    

第七部分：成立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幕

    李公馆楼下餐厅，那张长方大餐桌四周，坐满了十五个人。    

    晚八时多，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幕，就在这间十几平方米的餐厅里揭开。    

    从莫斯科，从伊尔库茨克，从日本，从中国的北方、南方，操德语、英语的，说俄语的，湖北、湖南口音的，江西、山东、广东、贵州口音的，乘远洋海轮、长江轮船，坐长途火车，十五位代表终于头一回聚集在一起。    

    餐厅里开着发出黄晕光线的电灯。餐桌上放着一对荷叶边粉红色花瓶，插着鲜花——那花瓶原是李书城和薛文淑几个月前结婚时置的。鲜花给这次难得的聚会增添了喜庆的气氛。桌子上铺着雪白的台布(据董必武回忆说没有台布，而薛文淑则回忆说李家长年铺白台布，显然久居那里的薛文淑的回忆比较可靠)。桌上还放着紫铜烟灰缸、白瓷茶具和几份油印文件。    

    桌子四周放了“一打”——十二只橙黄色的圆凳，加上两对四把紫色椅子，有了十六个座位。初次的会议很随便，先来先坐，后到后坐，并不讲究座次的排列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