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黄溍:《永嘉县重修海堤记》,《黄金华集》卷十二。
③ 黄溍:《绍兴路新城记》,《黄金华集》卷十。
① 虞集:《马煦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五。
② 《通制条格》卷二《赋役·主首里正》。
③ 《元典章》卷二六《户部》十二《主簿论差搬运人夫》。
④ 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二《地理志》,“乡都”。
⑤ 黄溍:《王文锷墓志铭》,《黄金华集》卷三七。
⑥ 刘岳申:《清江王县尹去思碑》,《申斋刘先生文集》卷七。
第四章手工业、工程手工业是蒙古贵族特别关注的一个行业。随着统一政权的建立,一套从朝廷到地方官府的手工业系统逐步形成。蒙元时代的官营手工业十分发达,其规模、产量和分布之广均超过前代。因为官办手工业局院几乎涉及和控制了军事以及统治阶级生活用品的所有领域,所以民间手工业受到一定压抑,而官办局院的管理也十分腐败,经济效益低下。但另一方面,由于蒙古贵族将掳掠和收编来的各地工匠集中在手工业局院之中从事生产,这就给工匠们交流品种、切磋技艺、分工协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因而,就总体而言,元代手工业不仅品种有所增加,生产水平也有相应的提高。
第一节工匠的来源及其地位手工业工匠主要来源于战争掳掠、拘括和征召。按照成吉思汗的命令,凡对蒙古军队抵抗过的城池,攻占后一律屠杀,唯妇女儿童及工匠可以得免,于是,在长期征战中,蒙古军队通过俘获、拘刷和征招搜罗了大批工匠,如成吉思汗西征攻陷讹答剌、撒麻耳干、马鲁等城池时,俘虏了大批能工巧匠,其中仅撒麻耳干一地就获“有手艺的工匠”三万①。同样,在攻掠保州、广宁(今辽宁北镇县)、河南诸地时,也有大批工匠免于一死②。窝阔台经略金地时,金朝军器局的工匠被整批俘虏北上,又从中原“括其民匠得七十二万余户”(《元史·阔阔不花传》)。当南京(治今开封市)城降后,令招集诸匠,“一日应募者数千”③。太宗时诸王及功臣家还“争遣使十出括天下匠”④。蒙古国时期所搜罗的工匠以俘虏为主,这些工匠大多数被带往已经略定的后方,并且,早在成吉思汗西征前,就命田镇海屯田于兀里羊欢,建称海城,并设局安置所掳获的汉地工匠。同时,派人率中原各族炮手军驻谦谦州,成千汉地工匠被带到那里,从事织造与锻作。工匠聚居之地还有和林东北的毕里纥部、西北的忽兰赤斤和土秃剌河等处。
在蒙古大军攻城略地期间,“能夹锯”⑤者即可能混入匠人行列而免于一死,因而滥竽充数者甚多,匠人亦不时受到查核、整编,这样,匠人与匠户的名分实际上早已得到确认,而且,至迟在宪宗壬子(宪宗二年,1252 年)籍户时已立有匠籍的有关规定⑥。从至元八年(1271)籍户时的条文看,匠户的构成主要指“系官诸色原籍正匠”与“改色人匠见入局造作者”,另有“已收额当差”的“放罢贫难正军”和已有“上司改拨充匠明文”的附籍军民人等;属于壬子年籍户时在投下当差的“畸零无局分人匠”以及未附籍于各路的“投下蒙古户”与“寄留驱口人等习学匠人”,如已具备用自己的“物料”或在本投下五户丝内“关支物料”从事手工业生产,并向投下缴纳手工业品或钱物的匠人也在这次籍户时被确认为正式工匠,反言之,在这次籍户前尚有一批人员并不符合上述条件,另包括自行“投充人匠”的漏籍户,以① 分见《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征服世界的汗征讨算端的国土和讹答剌的陷落》、《撒麻耳干的征服》、《马鲁及其命运》。
② 刘因:《武遂杨翁遗事》,《静修文集》卷二一;《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传》,卷一五○《何实传》。③ 胡祗遹:《德兴燕京太原人匠达鲁噶齐王公神道碑》,《紫山大全集》卷二六。④ 姚遂:《怀远大将军招抚使王公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一。
⑤ 刘因:《武遂杨翁遗事》,《静修文集》卷二一。
⑥ 如成吉思汗十九年(1224)在河南各地俘获了七百余名工匠,孛鲁驻兵邢州时即从中“分织匠五百户,置局课织”(《元史》卷一五○《何实传》)。壬子籍户时的有关名目可从至元八年籍户时的条文中窥中一班(《通制条格》卷二《户令·户例》:“系官诸色元籍正匠并改色人匠..”、“诸投下壬子年元籍除差畸零无局分人匠”、“诸壬子年附籍军民人等别无上司改拨充匠明文..”)。及“民匠打捕鹰房诸色附籍人等户下人口析居者”都投入了工匠之列,不过这次籍户时都应改为普通民户,充当政府差役①。
忽必烈即位以来,曾多次招收漏籍、哈赤(蒙语牧人)民匠和析居、放良、还俗僧道等习学织造等事,此后大规模籍招工匠有四次:至元十二年从招收的三十多万户江南工匠中“选有艺业者”十余万②;十六年三月,“括两淮造回回炮新附军匠六百,及蒙古、回回、汉人、新附人能造炮者”(《元史·世祖纪七》)至大都,年终又“籍人匠四十二万,立局院七十余所,每岁定造币缟弓矢甲胄等物”③;二十四年,又“括江南诸路匠户”(《元史·世祖纪十一》)。以上是系官工匠与军匠的主要来源。此外,贵族和少数功臣投下所拥有的私属工匠,他们来自朝廷的赐予和战争俘掠,再就是拘括。民间工匠“轮次应当”徭役,这可能是地方官府手工业工匠的一个主要来源。在庞大的系官工匠和军匠队伍中,直接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提供服务,特别是从事军器制造的能工巧匠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他们之中有一批人升为匠官或受到奖赏,而绝大多数普通工匠的地位前后有一定变化。蒙古国及元代早期收编的工匠中的驱口身份虽为数不很多,但他们离乡背井,强行迁徙,往往转死沟壑,处境相当艰难。随着统治的稳定与户籍制的逐步完善,匠户的处境也有相应改善。就待遇而言,元政府对系官匠户实行“给之食、复其户”的①政策。“给之食”的待遇最迟始于窝阔台时期,中统初始见具体记载,但数额有些差别,每名工匠有的月支米四斗、盐半斤,有的仅得粮二斗五升②。至元二十五年,又进一步作出较全面的统一规定:男、女十五岁以上为“大口”,五至十四为“小口”,五岁以下不在支请之列③,“每户多者不过四口,少者验实有口数,正身(指当役工匠)月支米三斗、盐半斤。家属大口月支米二斗五升,家属小口并驱大口月支米一斗五升;驱口小口月支米七升五合”④。至于“复其户”,基本精神可能是“一丁入局,全家丝银尽行除免”⑤,但和雇和买及杂泛差役却不得免。包括匠人在内的投下民户最初可“不纳系官差发”⑥,但如按照大德七年役法的规定,投下匠户亦须承当和雇和买与杂泛差役。系官匠户入局造作,“皆须视其时月,计① 《通制条格》卷二《户令·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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