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齿打着得得说：“大……大哥！我有了困难了！”

    朱老忠一听，摇了摇头，把右手撑在腰里，说：“兄弟！说吧，有什么困难？这些个年来，穷弟兄们都是同生死共患难。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朱老忠不能躲到干树身上去。你门里的事，就是我门里的事，我朱老忠还是为朋友两肋插刀！”

    严志和听得说，张开两只手，打着颤说：“运涛那孩子，他被问成‘共案’了，陷在监狱里！”

    朱老忠把眼珠一吊，呆了老半天，缓缓地说：“卡监入狱了？”头上立时象打了个轰雷，随着眼前一道亮闪。转转眼珠，冷然地说：“我听得人家说，国民党大清党了。杀的共产党可多哪，咳！这个年月……凶多吉少啊！”说到这里，他又觉后悔，下意识的向回吞了一口，也没吞回一个字。

    严志和听说“凶多吉少”，身上颤栗起来。说：“大哥！你帮我这一步吧，跟我上趟济南，去看看这孩子！你走过京闯过卫，下过关东，我可没离开过这块土，出不去门呀……”说着，不住地摇着头。

    去年四月，国民党大清党，多少共产党员被捕了，入狱了。多少共产党员被杀死了。就在这节骨眼上，有一天夜晚，营长吹哨集合，点着名从队伍里把运涛和几个排长叫出来，过堂问供。军法官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严运涛！”他说。又问：“什么地方人？”他答：“河北省××县人。”军法官又问：“多大年岁？”他答：“二十六岁！”最后，军法官问：“你是共产党员吗？”他说：“不错，是共产党员！”

    供词就是这样简单，并没有多说一个字，因为他是以共产党员的身分集体加入国民党的，谁也知道。运涛被扎上手铐脚镣，抛进陰暗的监狱里。

    到了今年夏天，北伐军到了济南。部队里又出了共案，牵连到他，才把他从南京解到济南。运涛立刻托人给父亲来了这封信，说他被捕了，叫严志和跟江涛去看看他。

    朱老忠立刻答应了老朋友的要求，耸了耸肩膀，响亮地说：“志和！这码事儿好说，天塌了有地接着，有哥哥我呢。

    说什么时候去，咱抬退就走，这有什么作难的！”

    严志和听了这句话，心眼豁亮了。睁开眼来，挺了一下子腰，想扎挣着站住脚。一下子又闹了个侧巴楞，趔趄了一步，要倒下去。朱老忠赶上去，把他搂住，问：“你怎么了，志和？”

    严志和说：“头，晕眩得不行！”

    朱老忠背了他一只左手，严志和的右手扒住他的肩膀，两人一步一步地走回家去。一进门，涛他娘见他搭拉着脑袋，满头是汗，眼睛也不睁一睁，一步一趔趄，骨架支不住身子。一下子慌了神，连忙走上去问：“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朱老忠说：“莫喊叫，先安放下他再说。”

    两个人把严志和抬到炕上，把枕头垫高点，叫他还息着。朱老忠挤了一下眼，两人走到外头屋里。朱老忠坐在锅台上，温声细气儿说：“涛他娘！有个事儿，又想跟你说，又不想跟你说。不跟你说吧，你是一家主事的人儿。要是跟你说了，无论如何，你可得支持住身子骨儿。”

    涛他娘听朱老忠话口里有事，瞧见他手里攥着运涛那封信，心里有些嘀咕。她问：“是运涛的事儿？”

    朱老忠一句句把运涛的事情告诉她，涛他娘低着头，眼泪刷地流下来。当时，一个农家妇女还不懂得阶级斗争的残酷，在说书唱戏上，可知道监狱的黑暗无情，于是哭得更加痛切。当他们细声细气哭着的时候，老奶奶隔着灯龛看着，仄起耳朵听着，听得说“运涛入狱了”！她脸向下一沉，张开嘴惊诧地问：“什么，运涛入狱了？”

    涛他娘听声音不对头，慌忙走进去。老奶奶两退一蹬，怞搐了几下，挺在炕上，难过得摇着头，合紧了眼睛。年老的脸上急骤的颤动，嘴里嘟嘟念念，好象在说什么。涛他娘一迭连声叫：“娘！娘！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她慌里慌张，摸摸她的手，摸摸她的头，说：“娘！你合上眼睛了？你合上眼睛了？”

    朱老忠走进来一看，把手掌放在老奶奶鼻子上，鼻孔里只有一丝丝凉气了。他说：“涛他娘别喊了，先给她穿衣裳吧！”

    一个年纪老了的人，生命就象风前的残烛，瓦上的霜雪，受不起风吹日晒，经不起意外的震撼了。运涛入狱的消息，象巨雷一样，震惊了她的神经中枢，截止了她生命的活动。她的嘴唇不住地颤抖，象在反复地说：“老头子还不回来……人活在世界上不容易着哪！”一会儿，眼窝渐渐塌下去了。

    涛他娘顾不得哭，赶快开箱倒柜找出装裹。贵他娘、顺儿他娘、朱老星家里的，都赶了来。给死去的人穿上新洗的褂儿，新拆洗的棉袄，箍上黑布头巾，头巾上缝上一块红色的假玉。

    朱老忠站在院里，手里拿着烟袋，指挥朱老星他们抬来一张小板床，放在堂屋。把老奶奶的尸首停在板床上，蒙上一块黑色的蒙头被，床前放上张饭桌。又打发贵他娘煮了倒头饭，做了四碟供献，摆在桌子上。打发伍顺找了一匹白布来，叫娘儿们给严志和和涛他娘缝好孝衣。严志和带着病从炕上爬下来，和涛他娘跪在干草上哭。贵他娘、顺他娘、朱老星家里的，把该办的事情都办完了，也在灵前弯下腰啼哭起来，涛他娘哭得尤其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