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主人对我笑眯眯地说：

　　"我知道他不会偷钱的。"

　　现在，我下了偷钱的决心，想起了这句话，想起了他的深信不疑的笑脸，我就感到偷盗这回事是多么困难。有好几次从衣袋里掏出了银币数了一数，总是下不了手，为了这件事，我苦恼了大概有三天。万万没有想到，这桩心事竟简单迅速地解决了。主人忽然问我："你怎么啦？彼什科夫，无精打采，觉得什么地方不舒服吗？"

　　我便坦白地把自己的心事全对他说了。他皱了皱眉头说："你瞧，这些小书把你给弄成什么样子啦。看书，反正会出乱子的……"他给了我五十戈比，严厉地嘱咐我说："千万别对我妈和女人漏出口风呀，要不然她们又会大吵大闹的。"

　　接着，他和气地笑了一笑说：

　　"你这小伙子真倔强，拿你有什么办法呀。不要紧，这样挺好。可是以后不要再看书。从新年起，我要定一份好报纸，那时你再看吧……"于是，每天晚间，从喝茶到晚饭这段时间，我就念《莫斯科报》给主人们听。念一些瓦什科夫、罗克沙宁、卢德尼利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和那些对烦闷得要命的人帮助消化的文艺作品。

　　我最讨厌念出声来，这妨碍我理解所念的句子。但是主人们都听得出神，以一种虔诚的贪婪的神情对于主人公的恶行不断发出惊叹，而且自鸣得意地说："可是，咱们过得挺平安，什么事也没有，应当谢谢上帝。"

　　他们常常把事件弄混，把有名的大盗丘尔金的所作所为记在马车夫福马·克鲁奇纳的帐上；又常把名字搞错。我纠正了他们的错误，他们非常吃惊："唔，他的记性多么好呀。"

　　有时《莫斯科报》上登着列昂尼德·布拉韦的诗。我很喜欢这些诗，把它们抄在本子上。但主人们谈起诗人的时候，便说："人都老了，还作诗呢。"

　　"他是酒徒，是半疯儿，一切都无所谓。"

　　我喜欢斯特鲁日金和梅曼托-莫里伯爵的诗，但女人们，无论老婆子还是年轻主妇，都认定诗是胡说八道的东西。

　　"只有小丑和唱戏的戏子，才用诗句说话。"

　　冬天晚上，躲在窄狭的小屋子里跟主人一家子对面坐着，是一种难堪的时刻。窗外是静静的夜，有时听得见树枝被冻得噼啪作响的声音。人们象冻鱼一般，一声不响地坐在桌子旁边。风雪敲打着窗子和墙壁，在烟囱中怒吼，吹得火炉门直响，儿室里婴儿在哭叫。我真想坐到屋子暗角落里，蜷缩起来，跟狼一样大声号叫。

　　女人们坐在桌子的一端，缝着针线，织着袜子。另一端坐着维克托，躬着背，懒洋洋地绘图样，不时喊叫："别摇动桌子呀，真要命。狗贼，吃耗子的。……"在旁边的大刺绣架后面，主人正坐在那里用十字纹绣一张台毯。从他的手指底下，出现红的大虾、青的鱼、黄的蝴蝶、秋天的红叶。这个图案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他干这个活儿已经是第三个冬天了。现在他已做腻了，有时候白天见我空闲下来，便对我说："唔，彼什科夫，你来绣这台毯，动手吧。"

　　我坐下来，拿起一枚粗大的针就动手绣。我很同情我的主人，我总是想什么事都尽力都他忙。我觉得有一天他会把绘图样、绣花纹、打纸牌这类事完全扔掉，另外来干一种有趣的工作的。他常常忽然把工作扔到旁边，用一种瞧陌生东西的惊异的眼神，愣生生地凝视着那种有趣的工作，他的长长的头发，一直披到脑门和脸颊边，好象一个修道士的徒弟。

　　"你在想什么？"他的妻子问他。

　　"没想什么。"他这么回答着，又继续工作起来。

　　我默默地惊奇着：难道可以问人家在想什么吗？这是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一个人所想的，一时之间，总有好多事情混杂在一起：在眼前的一切事、昨天或去年见到过的事，都会混杂到一起，变幻着，叫你无法捉摸。

　　《莫斯科报》的小品栏，还不够念一个晚上。于是我提议把寝室里床底下的杂志拿出来念。年轻的主妇不相信地问："那些杂志里面只有画，有什么东西可以念的呀？……"可是床底下除了《绘画论坛》之外，还有一种叫做《火花》的杂志；于是我们念起萨利阿斯的《佳京-巴尔李斯基伯爵》来。主人对这中篇小说里的那个有点戆气的主人公非常喜欢；对于小公子的悲惨的遭遇，笑得眼泪都掉下来了，他这么喊："这可真有趣儿。"

　　"看来，这都是胡编乱造。"主妇为了表示自己的独立见解这样说。

　　床底下找出来的作品，对我大有好处，我得到了把杂志拿到厨房里去的权利，夜里可以看书了。

　　使我最高兴的，是老婆子搬到儿室里睡去了，因为保姆老是喝醉酒。维克托不打扰我，他每晚等家人们都睡静之后，就悄悄儿起来把衣服穿好，溜到外边什么地方去了，直到天亮才回来。晚上还是不让我点灯，因为大家都把蜡拿到寝室里去了。我没有钱买蜡，便偷偷把蜡盘上的蜡油搜集起来，装在一只沙丁鱼罐头盒里，再加上一点长明灯的油，用棉线做灯芯，便点起一盏烟气腾腾的灯，整夜放在炉子上。

　　当我翻动一页书的时候，那昏红的火头就摇晃不定，好象要熄灭的样子。灯芯常常滑进燃得很难闻的蜡油里；油烟熏我的眼睛。但这一切不便，都在看图片读说明的快乐中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