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后期的统治，在政治、军事上也表现极为腐败不堪。宣宗后期喜刑罚，把吏治发展为对人民的残暴统治。皇帝为保护其统治地位，以侍御治军。近② 《金史》卷8《世宗纪·赞》。

　　① 《金史》卷46《食货志》一。

　　① 《金史》卷47《食货志》二。

　　② 《金史》卷105《温迪罕缔达传》。

　　③ 《金史》卷126《刘从益传》。

　　侍擅权，皇帝既被群小包围掣其肘腋，而又轻信谗言，致使奸臣得以专横朝政，政刑大失。刘祁《归潜志》记述：“金人南渡之后，近侍之权尤重。盖宣宗喜用其人以为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辈采访民间，号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因以责台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虽委将帅，又差一奉御在军中，号曰监战，每临机制变多为所牵制，遇敌则先奔，故师多丧败。”

　　金自纥石烈执中、术虎高琪用事后，风俗为之一变，“朝廷矫宽厚之政，好为苛察”，“将帅鄙儒雅之风，好为粗豪，然用非其宜，终至跋扈”④。纥石烈牙吾塔，“为人鸷狠狼戾，好结小人，不听朝廷节制”。他曾入朝，诣省堂，诋毁宰执，宰执也不敢吱声。矜暴不法，不喜欢文人，僚属有穿长裾的，则以刀裁去，又喜欢凌侮使者，凡朝廷派使者来，他就让喝酒，如果不喝，连吃的都不给，只好饿着肚皮而去。司农少卿张用章以行户部过宿在他那里，牙吾塔要他饮酒，张以寒疾推辞不饮，牙吾塔笑着说：“此易治耳。”命令左右持艾来，使张卧在床上，灸之数十。又以银符佩妓，屡往州郡取赇，州将的老婆都得远远相迎，号“省差行首”，厚贿之。当时称他为“卢鼓椎”，并用他的名来吓唬哭着的小儿。其子阿里合，同样残暴，世人目之曰“小鼓椎”①。

　　刘祁《归潜志》从各方面揭露了宣宗南渡后金朝在北方统治的腐败，如当时为将帅者多出于世家，皆膏粱乳臭子，完颜白撒止以能打球称，完颜讹可也能打球，号板子元帅。完颜定奴，号三脆羹。也有以刚愎残忍号为火燎元帅的。宣宗南渡后，在位者多苛刻，如右丞徒单思忠，好用麻椎击人，号麻椎相公。当时朝廷宰执已无恢复之谋，上下同风，止以苟安目前为乐，抑压改革者。近侍权重，以谄谀成事。在位者临事，互相推诿，不负责任，号“养相体”。宰执用人，专选无锋芒而软弱易制的，叫做“恐生事”。奖用胥吏，抑压士大夫，凡敢为、敢言者多被斥逐。军制亦益弊，以任子为兵，士大夫充厮役。

　　金朝后期的统治，说明其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是掌握在当时最腐朽的集团手中，但还不能说当时整个封建制度已面临最后崩溃，在末期大乱之中仍有局部的治理与恢复。金朝在北方统治的经验教训，《金史·食货志》认为没有“用唐之永业、口分以制民产，仿其租庸调之法以足国计”。“常有恤民之志，而不能已苛征之令，徒有聚敛之名，而不能致富国之实”。刘祁《归潜志》卷12《辨亡》比较客观地概括了金朝发展的过程，认为其为政之所以不能长久，是由于“分别蕃汉人，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没有“尽行中国法”，只知“保守整顿以防后患”，没有积极的改革措施。金朝因缺少长久、富国之策，所以金朝的发展繁荣受到限制，其贡献也受到影响，但金朝毕竟是构成历史发展的一个时代。

　　④ 《金史》卷111《赞》。

　　① 《金史》卷111《纥石烈牙吾塔传》。

　　第三节金末红袄军起义红袄军大起义金朝后期的统治和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在金朝内部孕育着新的大分裂。蒙古军南下，金朝内部分裂为抵抗与投降、逃跑两派。金宣宗屈辱求和，蒙古军暂自中都（今北京）撤退，宣宗弃中都迁汴（今河南开封），金朝从此走上灭亡的道路。中都北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失陷，官员、地主纷纷叛金降蒙古或叛金自立。张鲸、耶律留哥、蒲鲜万奴称王，标志着各族以及女真族内部的分裂。蒙古军进入河北、山东，肆意掳掠，与此同时山东、河北等地人民也纷纷举行反抗金朝黑暗统治和残酷剥削的武装起义。《金史·仆散安贞传》称：“自杨安儿、刘二祖败后，河北残破，干戈相寻。其党往往复相团结，所在寇掠，皆衣红纳袄以相识别，号‘红袄贼’。官军虽讨之，不能除也。大概皆李全、国用安、时青之徒焉。”后来把这次人民起义概称为“红袄军起义”。

　　金末人民起义是一种巨大的群众性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起义的原因主要是统治阶级残酷剥削与压迫所造成的。金朝廷在山东、河北等地长期向汉人搜刮土地，腴田沃壤尽入于权要势家，而剩余的瘠恶土地为汉贫民所有。由于金统治者所造成的土地矛盾和军民间的对立，必然遭到广大人民的愤怒反抗。据《遗山先生文集》卷28《临淄县令完颜公神道碑》：“贞祐二年（1214），受代有期，而中夏被兵，盗贼充斥，互为支党，众至数十万，攻下郡邑，官军不能制。渠帅岸然以名号自居，仇拨地之酷，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其中“仇拨地之酷，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便是红袄军起义的最重要原因，也是金朝统治失策之所在。金章宗为适应女真族封建化的完成而解放奴隶，但他仍保留处于农奴地位的驱丁。金时寺院二税户已沦为奴隶，章宗解放二税户允许其为驱丁，金末良民被掠为驱丁是比较普遍的现象。金末人民起义与反对农奴化的斗争不无关系，这也是起义的一个原因。当时河北、山东屡遭战争所扰，加上赋敛益横，连年饥馑，地主对佃户的凌辱，不胜其酷，人民只有起义一途，可以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