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见，宋制官品七品的十分之九均转入梁改革后官制的流内一班以上。

　　再考察宋志的官品八品。

　　1.内台正令史：梁在三品蕴位。

　　② 中华书局标点本《隋书》三册746 页此处作“太子左右二卫率、殿中将军及丞”，其中顿号“、”误，应删。因“殿中将军及丞”乃太子二卫率属下之殿中将军及丞，加上顿号，只会造成混乱。① “杂号护军”，见《宋书·百官志下》。

　　② “署”字今本《宋书·百官志》无。按《宋书·百官志》官品表第六品中有“诸县署令千石者”，六百石、千石相对，可知六百石上当脱一“署”字。又《通典·职官十九》晋官品丧第六品下有“诸县置令秩千石者”，第七品下有“诸县置令六百石者”，和宋志所载比较，知“置”均“署”之讹。晋有“诸县署（置） 令六百石者”，则宋当亦有之。

　　2.郡丞：梁制不载。陈制万户郡丞和不满万户郡丞分别在七、八品，可推定梁制亦当在流内。

　　3.诸县、署长：梁制不载。据《后汉书·百官志五》，县长秩四百石或三百石，署长四百石。陈制五千户以下六百石县令在九品，则不满六百石之县长自在九品以下，亦即梁当在一班以下。诸署长位次于诸署令，诸署令梁在一班，则署长亦当在一班以下。

　　杂号宣威将军以下：据《通典·职官十九》，门品二品铨选的军号二十四班，与宋、齐军号的对应关系是：二十四班相当宋齐骠骑、车骑等。二十三班相当四征等。..十六班相当征虏，十五班相当冠军，十四班相当辅国，十三班相当宁朔。十二班以下未言相当宋齐何军号。但依十六至十三班的对应比例，据宋志宣威将军以前尚有建威至凌江共军号十八，则到杂号宣威将军以下，其相当的军号自应由“不登二品”者铨选，亦即其官相当于流外。

　　由此可见，宋制官品八品基本上转为梁改革后官制的流外官。

　　至于宋制官品六品，十四类官，虽然几乎全转为梁改革后官制的流内官，但一般班次均高于和宋制官品七品对应的流内官，最高的达到十一班（皇弟皇子师），九班、八班也颇多。而后者最高才只有六班（公府掾属、太子洗马）。

　　综观宋制官品六、七、八品和梁改革后官制之对应关系，可以肯定，梁制十八班不是宋制六品以上，而是七品以上官品的重新组合。

　　这样改革，有着历史根据。

　　自汉以来，官秩二千石（相当于官品四、五品）与千石（相当于官品六品）之间固然有着一条重要界线，而官秩六百石（相当于官品七品）与四百石（相当于官品八品）之间，也存在一条重要界线。《汉书·宣帝纪》：黄龙元年诏“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请，秩禄上通，足以效其材力，自今以来，毋得举”。表明六百石是大夫等级，享有先请特权。什么叫“秩禄上通”？《礼记·儒行》“上通而不困”。郑注：“上通，谓仕道达于君也”。据此可知“秩禄上通”便是其官职是直接效力君主，政绩可上达于君主之意。按汉代公府与州郡辟除掾属，秩禄最高四百石（公府东、西曹掾），见《后汉书·百官志一》。这些掾属有事只与辟主相通，相互有君臣关系，相当于先秦的“陪臣”，由“士”充任，而不能上通于君主。汉宣帝不许举六百石官吏，就是为了给这些掾属之察举开辟道路①，反过来也就证明二者之间存在一条重要界线：六百石以上是大夫，四百石以下是士，多数是“陪臣”。这条界线也体现于晋宋礼制中。《晋书·礼志下》：西晋元会朝贺，二千石以上与千石以下固然有着截然不同礼制，已见前考；另外六百石即官品七品以上与四百石即官品八品以下礼制的不同同样突出，这就是除服务人员（如一些郎官等）外，凡元会正式成员，亦即在殿前设有位次者，均六百石以上官吏，而无四百石以下官吏位次。这恐怕仍是汉代大夫上通之制的延续① 当然，这并不意味四百石以下全不能上通，如少数四百石、三百石之县长、郎中等，亦可上通，宣帝诏只是大体划一界线。《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三年将“先请”范围扩大到秩禄三百石，但只限于“墨绶长、相”，即直接效力君主可“上通”的官吏，精神同。

　　②。

　　通过以上改制，梁武帝将十八班界线划在宋、齐官品七品以上，规定由门品二品之人充选，实际上就是将原来一般情况下最高能升至官品六、七品，即层次较高的低级士族（门品约三品），吸收到门品二品即高级士族行列中了③。这是因为在宋、齐两代低级士族的儒学修养、文化素质、统治经验日益提高，越来越表现出他们在巩固封建皇朝统治中的才干和作用，因此梁武帝为了自己朝廷的利益，采取承认现实的政策，在继续拉拢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等第一流高门，也不忽视重用某些有才干、有作为的一般高门的同时，不得不进行改制，大幅度地拉拢、讨好这一社会力量。具体变化大概是：凡原来上代往往充任宋、齐六、七品官位，本人官位又在改制后的十八班以内，便由低级士族升为门地二品，成为高级士族，从而为合乎制度地取得五品以上特别三品以上官品，准备了资格、条件。梁武帝在位期间最信用的一批参与机密的大臣，除周■为一般高门外，其他原来多为这类低级士族：如徐勉，被梁武帝目为“寒士”；朱异，自称“寒士”：范云“起家（宋武陵王赞）邱州西曹书佐，转法曹行参军”，俱见《南史》本传。如起家法曹行参军，还有可能是一般高门，起家州西曹书佐（即西曹或西曹从事，亦即汉代功曹书佐，见《宋书·百官志下》，梁在改制后的一班），原来只能是低级士族。梁代这些人都升至五品以上高位，如范云，尚书右仆射，三品；徐勉，尚书仆射，十五班，右光禄大夫，十六班；朱异，中领军，十四班。而且门阀也改变了。《南史·张缵传》：出身范阳张氏，“本寒门（低级士族）”，弟张绾曾被人目为“寒士”（《周书·刘璠传》）。可是因父张弘策助梁武帝夺天下有功，三子包括缵均起家秘书郎（乃著名高门起家官），缵、绾均位吏部尚书、尚书仆射。门阀未升二品，是不可能得此任命的。《资治通鉴》卷一六一太清二年条：梁武末年，欲利用侯景，景“征求无已，朝廷未尝拒绝。景请娶于王、谢，上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景恚曰：‘会将吴儿女配奴！’”侯景生气的是未能与第一流高门王、谢联姻，并不意味朱、张门阀低；相反，从梁武对侯景征求一直给予满足推测，朱、张肯定门阀也比较高，只不过稍逊王、谢而已。“朱、张”，胡三省注：“谓朱异、张绾之族也”。这不但再次印证范阳张氏门阀升得相当高，而且也表明朱异自称“寒士”，是就过去的门阀而言，或就与原高门交往中仍被目为寒士而言（此即朱异所谓“诸贵皆恃枯骨见轻”，见《南史》本传），其实在户籍记注上，在吏部铨选文书上，他已和范阳张氏一样，升为相当高的门阀了。①总之，梁武帝改制，乃是东晋末至宋、齐间士族队伍变化在官制上的反② 《晋书·舆服志》：规定车制，也只有六百石以上官吏制度。又《晋书·礼志》中、下篇两见以官品六品以上为界线，但都只涉及局部问题（一为晋成帝杜皇后死，选六品子弟为挽郎；一为晋孝武帝于太学行释奠礼毕，会六品以上官吏），和汉代以来一般的大夫上通之制并不矛盾。③ 《南史·王僧孺传》：梁武帝诏僧孺“改定百家谱”。僧孺曾“通范阳张等九族”以代“雁门解等九姓”，或即反映官制改革内容的一部分。当然，梁武帝的改革也可解释为进一步扩大高级士族特权，将官品六、七品的推选也从低级士族手中夺走，完全转归高级士族。可是这和东晋以来士族的整个发展趋势（高级士族没落，低级士族逐渐取而代之）不合，是不可能的。观梁武帝全部政策自明。如他即位前就上书反对“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为“后门”即低级士族鸣不平，即一例。① 周一良：《论梁武帝及其时代》，载《中华学术论文集》。有关问题考证、分析极详。映。它表明，宋、齐门阀制度虽仍处鼎盛时期，高级士族仍占据高官要职，享有种种特权，但已极大程度上要受皇权支配和限制，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各个层次的士族升降、兴衰已大不相同。梁武帝官制改革，便是宋、齐这些变化的一个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