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人一般不作为西域民族来看待,但也是我国西部的古老民族之一。汉代羌人分居于广阔地带,主要聚集在青海东部河、湟一带,西北接西域,南达今之川、滇地区。据《后汉书·西羌传》载:羌人本以射猎为生,其酋长爰剑在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学到了农牧技术,他逃回羌人部落后教族人田畜,依附者众。至爰剑曾孙忍、舞时,居于湟中,人口蕃殖。武帝渡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四郡,通道玉门,建筑障塞亭燧,隔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元鼎五年(公元前112 年),羌人先零部与封养部等解仇结盟,与匈奴联络,合兵十余万,攻令居、安故(今甘肃临洮),遂围枹罕(今甘肃临夏)。汉遣将军李息等将兵十万击平之,始置护羌都尉,统领羌人诸部。羌人乃离开湟中,迁至西海(青海湖)沿岸居住。汉朝乃逐步移民到河西地区,从事耕种垦殖。
汉与西南夷、东南、东北各民族的关系西汉时,在今四川西部、西南部,贵州西部,云南省及甘肃南部一带,分布着许多语言、习俗不同的少数民族,当时称为“西南夷”。分布在乌江、金沙江流域的,有夜郎、滇、邛都等,以从事农耕、椎结为特点。在今澜沧江流域的有巂、昆明,以游牧生活、编发为特点。在今大渡河流域的,有徙、筰都、冉 ,习俗或农耕,或游牧。在今甘肃南部的还有白马,属氏人。秦时,巴蜀与邛、筰、冉 已有交往。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 年),番阳令唐蒙出使南越,发现蜀地出产的枸酱,知道蜀地经西南夷有路可通南越。于是武帝拜唐蒙为中郎将,由蜀出使夜郎,汉朝在此设立犍为郡,发巴蜀卒修筑陆路通牂牁江。武帝又拜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出使邛、筰,新设置十余县,属蜀。当时开通道路的士卒因给养困难和天气湿热,死亡很多,又遇西① 本段引文均见《汉书·张骞传》、《西域传》。
南夷君长接连反抗,派兵出击而耗费无功,于是暂罢开通西南夷。至元狩元年(公元前122 年),武帝又发使从蜀四出,取道西南夷,指求身毒国。这样,汉和滇的道路打通了,汉对夜郎及其附近各族的联系加强了,但由滇通向身毒的道路始终没有打通。元鼎五年(公元前112 年),汉发夜郎附近诸部兵攻南越,且兰君以此反汉,杀汉使者及犍为太守。次年,汉兵从蜀南下,攻下且兰,设置牂牁郡(治今贵州黄平西),夜郎入朝,被封为夜郎王。汉又以邛都为越巂郡(治今四川西昌东南),巂都为沈黎郡(治今四川雅安南),冉 为汶山郡(治今四川茂汶县北),白马为武都郡(治今甘肃成县)。元封二年(公元前109 年),武帝发兵临滇,降滇王,以其地为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仍由滇王管理。武帝开通西南夷和设置各郡,加快了中原先进文化向边地的传播,推进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发展。
武帝时,东南地区居住着越族,包括闽越、东越、南越①。闽越王无诸,越东海王摇,都是越王勾践的后代。建元三年(公元前138 年),闽越兵发兵围东瓯(东海王所都,在今浙江永嘉)。武帝遣庄助发会稽郡兵浮海救之,未至,闽越退兵。东越请举国徙中国,乃悉迁其众四万余人处江、淮间。建元六年,闽越王击东越,武帝发兵救助,兵未逾岭,闽越王弟余善杀王以降。汉先后立无诸孙繇君丑为越繇王,又立余善为东越王。至元鼎四年(公元前113 年),南越相吕嘉反,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汉军击吕嘉,后又暗中遣使勾结南越。汉攻下番禺后,余善又反。武帝派韩说、杨仆等分别从海路、陆路进击。元封元年(公元前110 年),汉军各路均入东越,余善被越繇王居股等所杀,汉朝将东越居民徙居江、淮间。江、淮间的东越、闽越人从此逐渐与汉人融合。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 年),闽越王派兵击南越,武帝命严助率汉军解除了闽越对南越的威胁;六年,严助又受命出师南越,南越王派太子婴齐宿卫长安。后来婴齐之子赵兴继为南越王,上韦武帝,“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①。南越相吕嘉起兵反,杀赵兴、太后以及汉使终军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 年),路博德、杨仆等率汉军攻入南越,招纳越人,夺得番禺,俘吕嘉等,越人贵族很多人受汉封为列侯。南越的桂林监居翁,也谕告西瓯四十余万口,一起归汉。汉以南越、西瓯及其相邻之地立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
汉代的乌桓人和鲜卑人都属于东胡。西汉初,乌桓被匈奴冒顿单于所破,受其奴役。至武帝时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后,把匈奴的一部徙于上谷、渔阳、右北平等五郡(今河北省北部及辽宁南部),设置护乌桓校尉监督他们,让他们替汉军侦察匈奴的动静。鲜卑自从被冒顿击破后,远徙至辽东塞外。汉初,朝鲜王满即与汉朝有藩属关系。《汉书·武帝纪》载,元朔元年(公元前128 年),东夷薉君南闾等率二十八万人降,武帝遂置苍海郡,元朔三年罢。元封二年(公元前109 年),朝鲜王右渠(满之孙)不肯奉汉朝诏书,次年,朝鲜尼谿相参杀右渠降汉,汉朝遂定朝鲜,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
① “越”亦作“粤”。
① 《史记·南越列传》。
第四节武帝末年的社会动荡及其转机武帝末年的社会动荡汉武帝时期出现了封建皇朝的鼎盛局面,而这一时期又存在着严重的弊政和社会问题。当时主要弊政,一是刑罚太滥,治罪严酷;二是连年征伐和其它事项耗费巨量钱财,造成府库空虚,于是加重对人民剥削,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三是迷信鬼神,奢侈逸乐。这些弊政引起社会动荡,农民暴动接连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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