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府手工业的劳动力来源秦汉官府手工业的劳动力及其来源，综而言之，不外乎如下几种情况：第一，是以官府奴婢从事手工业劳役。我们知道，汉代官府奴隶不少，秦时尤多。据云梦秦简，官府奴隶之“隶臣妾”，其中男性为“隶臣”，女性为② 《汉书·食货志》。

　　③ 《汉书·食货志》。

　　④ 《汉书·食货志》。

　　① 参见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

　　② 《汉书·食货志》。

　　① 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

　　“隶妾”。“隶臣妾”的服役是终身性的，“隶臣妾”所生子女，也同样是奴隶，必须经过取赎或立军功，才能免去其奴隶身份。“隶臣妾”被强迫从事各种劳役，其中从事手工业的男性劳动者，谓之“工隶臣”。一旦沦为“工隶臣”，即使立了军功可以赎免时，也只能免去其奴隶身份，但仍得为工，《军爵律》关于“工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皆令为工”的规定，便是例证。如果是能用“针为缗绣它物”的“隶妾”，即会手工技艺的女性奴隶，法律规定：不得赎免；只有其中属于“边县者”，才允许“复数其县”，详见《仓律》。法律对于“工隶臣”和有手工技艺的“隶妾”的赎免规定，其所以特别严格，就在于官府手工业仰赖于这些技术性奴隶。到了汉代，以奴隶从事官府手工业劳动者同样不少。《汉书·食货志》载武帝用杨可告缗后，没收了“以千万数”的奴婢，官府也把这些“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诸官”。这显然是把奴隶分配给京师的各个苑囿和各个部门去从事各种劳役，其中无疑包括官府手工业作坊。至于同书所载武帝时，“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则更明显是以奴隶从事官府手工业生产。第二，以刑徒从事官府手工业。所谓“刑徒”，系指因触犯法律而被判处徒刑的社会罪犯而言。他们虽有刑期，但在服刑期间，必须戴着刑具同奴隶一样参加劳役，这在云梦秦简的法律条文中有不少反映。秦简《徭律》有“兴徒以为邑中之功者，令婞卒岁”的规定；《秦律杂抄》有“徒络徂廿给”及“徒络徂五十给”的话，可能是以“徒”编织丝带并规定其完成数量；同律还有“大车殿，赀司空啬夫一盾，徒笞五十”的条文。除《徭律》所云之以“徒”从事土木建筑劳役外，其余都是在官府手工业作坊中服役。到了汉代，这种情况更多了。贡禹所论：“今汉家铸钱，及诸铁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以上”①，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又《盐铁论·水旱》云：“卒徒工匠以县官日作公事”，“今县官作铁器”，“卒徒烦而力作不尽”；同书《复古》也说：“卒徒衣食县官，作铸铁器”，都是以刑徒和更卒、工匠一道从事官府手工业的生产劳动。故成帝时，颍川有“铁官徒申屠圣”等领导的一百八十人的起义，也有“山阳铁官徒苏令等”领导的二百二十八人起义②。《古刻丛钞》所录建平郫县石刻，有“徒要本”的题名。所有这些都是以“徒”从事官府手工业之证。第三，是官府以征发来服更役的“更卒”从事官府手工业劳动。上引《汉书·贡禹传》及《盐铁论·水旱》、《复古》等篇所载同“徒”一道从事官府铸钱、采矿及制作铁器等手工业劳动的“卒”就是证明。第四，是工匠及工师：云梦秦简中多次提到工匠与工师，如《秦律杂抄》有“工择榦”，“工久榦”，“赀工”，“非岁功及无命书，敢为它器，工师及丞赀各二甲”及“县工新献”等说法，其中言“工”者，即工匠，言“工师”者，即教新工学手技艺的技工教师。所以，《均工律》有“工师善教工，故工一岁而成，新工二岁而成”的规定。在乐浪出土漆器题名中，关于工匠，有“素工”、“上工”、“画工”、“清工”等之分，可见官府手工业中的工匠，不仅有按工龄划分的“故工”与“新工”的区别，而且还有按工秩命名的各种不同的工匠名称。汉代的官府手工业作坊中，也有工匠，如《汉书·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谓梧齐侯阳城延“以军匠”从刘邦起兵；前引《盐铁论·水旱》中，也有“卒徒工匠以县官田作公事”的说法，西汉① 《汉书·贡禹传》。

　　② 均见《汉书·元帝纪》。

　　之末，长安“工匠饿死”①；王莽作九庙时，曾“博征天下工匠”②；《太平御览》卷八二六引崔寔《政论》，就称从事手工业的工匠叫“织师”；地下出土的若干汉代器物上，大都刻有“工×造”字样。所有这些，都是官府手工业中有工匠及工师之证。

　　无偿劳役制无偿劳役制，在秦汉官府手工业中占有极大比重，这是官府手工业劳动形式的最大特征。上述在官府手工业作坊劳动的奴隶，显而易见，是人身最不自由的强制性劳役者。至于刑徒，他们虽有刑期，刑满以后仍为自由人，在这些方面同奴隶有差别，但当其服劳役时，不仅在工种、劳动强度和生活待遇等方面，同奴隶没有差别，而且其不自由的程度有时还超过奴隶，如在劳动时必须戴上刑具，这在秦简《司空律》及《徭律》等有关规定中可以清楚看出①。因此，刑徒也属于人身极不自由的强制性无偿劳动者。说到“工匠”及“工师”，其人身名义上是自由的，但实际上并不自由。例如秦简的《工律》规定：官府手工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必须刻上所属官府及生产者的名称和名字，不能刻者以漆书之。汉代若干出土器物的题名情况尤其证明这一点。这样的规定与作法，目的在于迫使监工者和生产者负责和便于追究，以防止监工及工匠的消极怠工。又秦简《均工律》规定：“新工初工事，一岁半功，其后岁赋功与故等”，即工匠每年都有生产定额，新工的定额只有老工匠的一半，第二年就得与“故工”相同。如果没有完成定额，或学习技艺不能如期完成以及生产出来的产品被评为下等时，工匠与工师都要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详见《均工律》、《工律》及《秦律杂抄》。特别是被征发来的工匠，长期被固定于某一官府作坊，虽饿死也不能离开。因此，“工匠”与“工师”，名义上虽为自由人，实际上接近于人身不自由的奴隶与刑徒，已为向隶属关系十分严格的“匠户”、“百工户”及“伎作户”的转化准备了条件，可视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百杂之户”的前身。至于“更卒”，来源于征发，虽然人身基本上是自由的，但是在服役期间必须按时到达，不到期限不能离开，限期内服役是无偿的。因此，实质上也是强制性的无偿劳役。总而言之，四种人中，有奴隶与刑徒两种是不折不扣的无偿服役者，且人身极不自由；更卒，虽名义上有人身自由，在服役期内，也是不自由的无偿劳役者。只有“工匠”与“工师”，可能略有报酬，但至少也是半不自由和半无偿的劳动者。这表明无偿劳役制，在秦汉官府手工业作坊中占主导地位。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封建的官府经济制度在手工业领域的表现形式所规定的；另一方面，则同这时奴隶制残余的严重影响不无关系。基于此，就给秦汉官府手工业带来了许多弊端和严重的桎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