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52 年，晋平公六年，叔向的异母弟弟羊舌虎因罪被杀，叔向也被囚禁。平公宠臣乐王鲋向叔向表示，说他可以去说情。叔向不理他。并向人表示，只有祁奚才可以帮助他。他说：“祁大夫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难道会单独把我丢下吗？”后来，情况的发展，正如叔向所料。平公向乐王鲋询问叔向的罪过。乐王鲋回答说：不丢弃他的亲人，可能是同谋。当时祁奚已经告老休养了，听说叔向的情况，坐上传车去拜见范宣子，说：“谋而鲜过，惠不倦者，叔向有焉”。这是国家的柱石。即使他的十代子孙有了过错，还要赦免，用以勉励有才能的人。现在一旦自身不免于祸，而使之丢掉国家，这难道可使人理解吗？鲧被诛戮而禹兴起，伊尹放逐太甲而又做了他的宰相，也没有受到怨恨。管叔、蔡叔被诛，而周公辅佐成王。为什么叔向要为了羊舌虎而被杀？宣子被说服了，同往劝说平公赦免了叔向。祁奚和叔向都不认为这件事的处理是由于私情。祁奚不见叔向就回去了。叔向也不向祁奚表示感谢而去朝见晋平公①。

　　公元前546 年，晋平公十二年，宋国的向戎发起弥兵之会。晋、楚两国是主要的参与者。晋国的代表人物是赵武，叔向是赵武的副手。楚国的代表人物是令尹子木。要会盟了，楚人衣里裹上皮甲。这实际上是对晋及晋方诸国的不信任。楚国伯州犁说：“会合诸侯的军队，而做不信任人的事，恐怕不可以吧。诸侯盼望受到楚国的信任，因此前来盟会。如果不信任别人，这就是丢掉了所用来使诸侯信服的东西。”他坚决请求子木解除皮甲。子木说：“晋国和楚国缺乏信用，已经很久了，干对我们有利的事就是了。如果能满足愿望，哪里用得着信用。”伯州犁退下去，对人说：“令尹将要死了，不会到三年。但求满足意志而丢弃信用，意志会满足吗？有意志就形成语言，有语言就生信用，有信用就巩固意志。这三件事互相关联、彼此确定。信用丢了，怎么能活到三年呢？”赵文子为楚人裹甲而感到担心。叔向说：“这有什么可怕？一个普通人一旦做出了不守信用的事，尚且不得好死。如果一个国的卿，会合了诸侯而做出不守信用的事，必然不能成功。说话不算数的人不能给人造成麻烦，这是你不必担心的。用信用召集别人，而又用上了虚伪，必然没有人亲附他，那里能危害我们？而且我们依靠着宋国来防守他们制造的麻烦，那就能人人舍命。和宋军一起舍命抗敌，即使楚军增加一倍也是可以的，我有什么可怕呢？而且事情又不至于到这一步。嘴上说消除战争以召集诸侯，反而发动战争来危害我们，我们的好处就多了，这我们是不必担心的。”

　　晋国和楚国争执歃血盟誓的先后。晋国人说：“晋国本来是诸侯的盟主，从来没有在晋国之前歃血的。”楚国人说：“你说晋国和楚国的地位对等，如果晋国永远在前面，这就是楚国弱于晋国了。而且晋国和楚国交换着主持诸侯的结盟已经很久了，难道专门由晋国主持？”叔向对赵武说：“诸侯归服晋国的德，不是归服它主持结盟。你致力于德，不要去争执先后。而且诸侯会盟，小国也一定有主盟的人，让楚做晋的小国，不也是可以吗？”于是①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就让楚国先歃血。《春秋》记载会盟诸国的顺序，把晋国放在前面。《左传》说，这是由于晋有信用。

　　会后，宋公招待晋、楚的大夫。赵武为主宾。楚令尹子木跟他说话，赵武不能回答。叔向在旁边说话，赵武也不能回答。子木回国后，对楚王说：“宜晋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无以当之，不可与争。”弭兵之会的成功，和缓了南北对抗的紧张形势，这当是符合各国人民愿望的。叔向在会盟的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公元前537 年，晋平公二十一年，晋韩起以叔向为副手，入楚送女。在路经郑国的时候，子皮、子太叔慰劳他们。太叔对叔向说：“你要当心，楚王是非常骄横的。”叔向说：“他非常骄横，只有对他自己有害，对别人有什么关系。若奉我币帛，慎我威仪，守之以信，行之以礼，敬始而思终，终无不复。从而不失仪，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训辞，奉之以旧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国，虽骄横，又能对我怎么样。”叔向所说的主要内容是“守之以信，行之以礼。”“守之以信”，是遵守出使的任务，也就是送女成婚。“行之以礼”，是按传统的规范行事。“信”和“礼”，在叔向的言论中，往往是被强调的。此外，“度之以二国”这句话也是重要的，是说要审度晋楚二国之不同的形势，也即国家的实力。

　　后来，事实证明，太叔和叔向的话都是对的。楚王在韩起、叔向等到达后，对群臣说，他要派给韩起、叔向等人担任不体面的职务，以羞辱晋国，自己好痛快痛快。群臣没有人答腔，只有启疆说了话。他指出，晋自鄢之战以来，一直没有放松警备，两晋臣到楚以后的一切活动又都依礼行事。晋国送亲的使者，都是各国卿大夫中著名的人物，有很大的政治影响，不可轻易得罪了他们。他说楚王的想法“将以亲易怨，实无礼以速寇，而未有其备，使群臣往遣之客以逞君心。”这番话把楚王说得省悟过来，他说：“不穀之过也。”于是以厚礼接待韩起。本来想找麻烦使叔向为难，但也做不到，只得也用厚礼接待了叔向。①公元前536 年，晋平公二十二年，郑铸刑书。叔向致照书子产，表示他对公布刑书的意见。叔向在书中说：“始吾有虞于子，今财已矣。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涖之以彊，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负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徵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徵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肸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子产不同意叔向的意见，答书坚决而委婉地说：“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①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