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第10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第105 页。

　　① 详见拙作《商代公社及其相关诸问题》，《松辽学刊》1983 年1、2 期。多包括一些小邑的大邑。我国的这种公社，直到商鞅变法前后，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才逐渐走向了崩溃的道路②。

　　（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指出：“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土地公有制开始的。在已经经历了一定的原始阶段的一切民族那里，这种公有制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变成生产的桎梏。它被废除，被否定，经过了或长或短的中间阶段之后转变为私有制”③。

　　土地公有制是氏族公社或农村公社的公社所有制。在原始公社解体进入文明社会的过程中，这种公社所有制即公有制，还继续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如同恩格斯所指出的：“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这种公社或带着它的非常显著的残余进入历史的”①。也就是说，这时的公社已经改变了性质，即“实际的公社却不过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②，奴隶制国家即国王才是全国土地的唯一所有者。每一个别的公社农民只有通过其所属的公社才能领得自己的份地。正因为份地所有权在法律上属于国王，所以每一个公社农民的剩余劳动也就属于这个最高统一体。由于公社所有制一般分为公用所需部分即“公田”和公社农民所需部分即“私田”，所以在这种公社中，公社农民的剩余劳动是以耕种“公田”的形式而出现的。这就是我国先秦文献中所说的贡、助、彻。这种所有制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叫作井田制度，它可以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得到比较具体的了解。

　　这种井田制是一种从公有制到私有制的“中间阶段”的公社所有制，它经过了夏、商、西周、春秋到战国前期的一个较长的阶段后，由于铁制工具的出现，生产力的进步，商品货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才逐渐走向解体。我国商周奴隶社会中的土地所有制基本上是以公社所有制为基础的土地公有制。当时的各级奴隶主贵族对其所占有的土地既不能买卖，也不能私相授受。这也就是《礼记·王制篇》所说的“田里不鬻”。然而，在这种土地公有制下各级奴隶主贵族逐渐也拥有一些私有性质的土地。在我们看来，中国古代社会中土地私有制的出现主要是由两个因素所决定：一个是古代公社的解体而产生的；另一个则是那种私有性质的土地，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不合法到合法之后，与前者汇合一起而形成起来的。

　　（四）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阶级社会是奴隶社会，其阶级关系的形式是：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不管具体情况如何复杂，奴隶社会中统治和奴役的关系，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关系，总的阶级划分，从其发生发展的基本过程来说，就是这样的。

　　我国商周奴隶社会中，占统治的阶级关系，基本阶级是氏族贵族奴隶主和受家长制剥削的奴隶；除此基本阶级之外，尚有习惯上所说的非基本的阶级或叫过渡的阶级，即公社农民和手工业小生产者阶级。这些阶级都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或分化出来的，到了奴隶社会后都成了残迹的事物。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特别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氏族贵族奴隶主阶级要被新兴的地主阶级所否定、所代替，家长奴隶制也逐渐要被封建制所否定、所代替；至于公社农民、手工业者，在公社解体后也要进行分化。

　　② 详见拙作《西周公社及其相关问题》，《史学月刊》1982 年第6 期。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第178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第18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上册，第473 页。

　　在我国的商周奴隶社会中，奴隶在生产上并不占主导地位。由于当时的奴隶数量比较少，奴隶之外还有众多的公社农民的存在，所以当时的生产与其说是建立在奴隶劳动上面，不如说建立在公社农民的劳动上面。说到这里，人们常常提出问题说：为什么把这样的社会叫作奴隶社会呢？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包括古代中国在内的家庭奴隶制和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是有区别的。恩格斯在区别这种家庭奴隶制和存在于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的不同时说：“在这里，它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成为生产的基础，即他们以家庭成员的身分（从事生产），并且在不知不觉中融化在这家庭里面”①。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叫他们做“隐蔽地存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②。这种区别主要是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公社残存于当时社会中的长短不同而决定的。但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讲到日耳曼人南侵后，改变了罗马帝国的奴隶制时，曾经这样说过：“中世纪的农奴实际上却作为阶级而逐渐实现了自己的解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这一切如果不是归功于他们的野蛮状态（由于这种野蛮状态，他们还没有达到充分发展的奴隶制：既没有达到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也没有达到东方的家庭奴隶制），又归功于什么呢？”③括弧里的这段话，历来的解释是不同的，但细读这段文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恩格斯在此明确地把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劳动奴隶制和东方的家庭奴隶制同样看作是“充分发达的奴隶制”。这里姑且不谈“劳动奴隶制”与“东方的家庭奴隶制”的不同，由此肯定“东方的家庭奴隶制”是奴隶社会，当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知道，我国商周奴隶社会中的奴隶数字虽然较之公社农民为少，在生产上不占主导地位，但也决不能说当时的奴隶只作家内劳动，不参加生产。事实上他们是以家庭成员的身分“间接地成为生产的基础”，以家庭成员的资格从事农业的、手工业的或家内的劳动④。由此可见，决定某一社会是否奴隶社会，不仅看它的奴隶数量多少，而重要的是要看那里奴隶制的发生、发展对阶级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