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 详见李亚农：《西周与东周》，上海人民出版社。

　　① 田昌五：《中国奴隶制形态之探索》，《新建设》，1955 年第6 期。② 吴大琨：《与范文澜同志论划分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标准问题》，《历史研究》1954 年第6 期。③ 日知：《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关键何在？》，《历史研究》1957 年第8 期。④ 杨棫：《论殷末周初的社会性质》，《新建设》1955 年第10 期。

　　⑤ 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的阶级结构》，《历史研究》1959 年第10 期。型保留“村社”残余形态的特点。村社农民，即耕种井田的庶民和庶人，并不是农奴，因为奴隶主已经把奴役农业奴隶的手段运用到“籍田”上，对待村社农民如同奴隶一样残暴。但从身份等级来说，他们又比一般奴隶高，奴隶主并不能加以买卖和屠杀。他们不但有家，还有一些工具和家畜。综合这两方面的特点，杨宽认为，“庶民”或“庶人”实质上就是一种保留有“村社”残余形态的种族奴隶或集体奴隶①。

　　（四）不论主张春秋战国之交是封建社会还是魏晋是封建社会的同志，都不同意西周封建论者把分封制与封建制混为一谈，更反对把分封制看作是封建制社会形成的标志。例如，郭沫若早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就已指出过：古人所谓“封建”，与今天我们所说的封建制度大有径庭。他认为，“封”实指“封疆”，“建”则是“建立社稷”，周初的鲁、晋、卫、滕等国，是周人的殖民部落，其他如齐、秦、燕、楚、吴、越，则系自然生长的国家，与周或通婚姻、或通盟会而已。侯外庐在其《中国古代社会史》中也提出了西周封建和罗马殖民制度相似的观点。他说，在中国古代可信征的文献里，“封建”一词并没有秦汉儒家所渲染的那一套严密的等级制度。“作为春秋的文献看，我们仅知道下面的几点意义：（一）封建是为了监视下民（直接生产者）的制度；（二）封建是以土地为条件的制度；（三）封建是在土地与生产者结合的‘邑’之下，以保持氏族贵族延续的制度。”他们的解释，在主张西周奴隶社会的同志中颇有市场，不少人赞同他们所说的西周“封建”是一种军事殖民制度的观点。

　　日知对于分封制的性质和作用又有一种看法。他说，类似西周分封的赐土授民，在东方专制的奴隶制国家中是常见的事。例如，在古代埃及就有很多例子。古典奴隶制国家当其属于民主共和（雅典、罗马）或贵族政治（斯巴达）时期，公职由公民选任，连薪水都不要开支，当然更无授民（封建）之必要；东方专制国家则不然，君主之下必须有官僚制度，对于官僚贵族必须给予报酬，于是授土授民的制度就发生了①。

　　与西周分封制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西周的宗法制度。西周奴隶社会论者对于宗法制度的看法与西周封建论者完全不同。他们认为，“宗法制度”实际上是父系家长制的产物，是氏族社会的残迹，因此它并不是封建社会的特征，更不能把它归结为封建制度，相反，它则是与奴隶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例如，李亚农认为，周族在灭殷时，还处于家长奴役制阶段，个体家庭虽然已经出现，血缘关系还没有完全瓦解。在灭殷之后，他们为了加强对殷人的统治和镇压，必须加强族人的团结和联系。于是，周族创造了一系列的加强氏族组织的办法，而他们的宗法制度也就被保留下来了①。黄子通等也认为，宗族制度是父权家长制家族的产物，因此，“宗法制度开始的时候就是奴隶制的开始”而封建制度的形成倒是在“宗族”与宗法制度瓦解以后②。吴大琨又说，宗法制度的长期留存，正是古代东方奴隶社会的一种特色③。金景芳更指出，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宗法的关系和封建的关系长期共存，西周的宗法制① 杨宽：《论西周时代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学术月刊》1960 年第9 期。① 日知：《中国古史分期的关键何在？》，《历史研究》1957 年第8 期。① 李亚农：《周族的氏族制与拓跋族的前封建制》，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 年版。② 黄子通、夏甄陶：《关于西周的社会性质问题》，《新建设》1955 年第6 期。③ 吴大琨：《与范文澜同志论划分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标准问题》，《历史研究》1954 年第6 期。度与分封制分不开，但是不能把封建制度归结为宗法制度。他说，周代的宗法制度具有完整体系，它是周代奴隶主政权的重要支柱。但是，如果把周代的政治制度与宗法制度混为一谈，例如认为天子是天下的大宗，国君是一国的大宗等等，则是错误的。宗法只以有同一血族关系的宗族为限，不能包括异姓。一有异姓，宗法即不适用。即使是同一血统，如天子与同姓诸侯，诸侯与同姓卿大夫，也不适用宗法。因为政权与宗法之间，有统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宗法制度规定“别子为祖”，别子的含义是“自卑别于尊”，即首先把政权与族权的界限划清，使其不相混淆。当宗法与政权发生矛盾时，应当让宗法关系服从政权的关系，不能让政权的关系服从宗法的关系①。春秋战国之交开始封建社会说主张奴隶制的下限在春秋战国之交的史学家，以郭沫若等为其代表。

　　郭沫若的分期主张经过了几次变化。到了1952 年出版《奴隶制时代》时，他才把中国奴隶社会的下限划定在春秋战国之际，绝对年代则定为周元王元年，即公元前475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