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韩非清楚地说明“法术之士”与“重人”的矛盾斗争“势不两存”。即旧贵族势力在退出历史舞台之前与新兴封建势力有难以调和的斗争。这是法家对历史的总结。

　　韩非特别强调国君和人民的关系是利害对立的矛盾。《六反》篇说：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亲以厚爱关（纳）

　　子于安利而不听，君以无爱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因此，韩非认为，使人民心悦诚服地供统治者役使、剥削是做不到的。《显学》篇说：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故有术之君，不随（追求）适然（偶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为此，他主张国君对人民必须实行强制，用威势压制人民比用仁义羁糜人民更为有效。他抛弃仁义，主张用刑罚镇压人民。

　　韩非认为，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君民，田主与庸客，各政治集团间，新旧政治势力间，各学派间，各学派内部的思想由于人们利害的不同，都存在着矛盾。《六反》篇说：“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备内》篇说，① 《外储说右上》篇。

　　医生给人看病不怕脏，做车的人愿意人富贵，做棺材的人愿意人有死亡，这都不是他们仁慈不仁慈，而是他们的切身利益所决定的。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是为“战与驰”，后妃夫人、太子结党与而欲君主之死，不是因为他们憎恶君主，而是“君不死则势不重”，君主死了对他们有利。

　　韩非从物质利益的不同解释社会矛盾产生的观点，有它合理的因素，但利害为什么能对人们起作用，他却认为是重在性情的“自为心”，“自为心”是人类共同的本性。《六反》所谓人各以“计算之心以相待”，即人各以“自为”自私的本性而相互交易。

　　韩非常常用父母与子女的利害矛盾的例子，来说明人人都是“自为”自利的本性。他说父母为了“虑其后便，计其长利”，所以“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这种“产女则杀之”的特殊现象，他却用来代替了一般。

　　他对阶级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如田主与庸客的关系，也是用“自为”自私的观点来解释。他还认为社会上所以有贫富，仅仅是由于个人善不善于“自为”，“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①。他看不到贫富分化的更重要原因是阶级剥削。

　　韩非的这种观点，是荀子性恶论的引申，是为强调君主专制提供理论的依据。

　　政治思想韩非的政治思想体系是“以法为本”的法、术、势三者的结合。它的出发点是历史进化观和社会矛盾观。根据他的说法，人口既然愈来愈多，而财富却相对地愈来愈少，争夺也就愈来愈激烈，所以在“当今争于气力”的时代，就必须用“倍赏累罚”的法治来维持社会秩序。他在《五蠹》篇说：“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马。此不知之患也。”因此，韩非主张用暴力去镇压一切反抗者，建立君主专制的政权。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有两个来源。一是源于荀子。荀子隆礼重法。韩非丢掉了隆礼，而大大地发展了重法。又一是源于商鞅、申不害和慎到。商鞅在秦变法，大有成就，本编已别有传。申不害，“故郑之贱臣”，相韩昭公，内修政教，外应诸侯。终不害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称其“学本于黄老而著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①。《申子》早佚，有《大体篇》，保存在《群书治要》中。慎到，赵人，与齐人田骈、接子、淳于髡、楚人环渊等，都是齐的稷下先生。慎到著书，《史记》称其有十二论②，《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慎子》四十二篇。”慎到书，也久佚，清人存辑本。韩非把商鞅论法、申不害论术、慎到论势，加以分析扬弃，发展成为法家的新的思想体系，使他成为法家学说集大成的人物。

　　韩非的所谓“法”，就是法令，是官府制定、公布的成文法，是官吏据以统治人民的条规。术，就是权术，是君主驾驭、使用、考察臣下的手段。法和术的显著区别，一个是向国人公布，一个是藏在君主的“胸中”，“故① 《显学》篇。

　　①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汉书·艺文志》著录《申子》，为六卷。②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③《定法》篇是韩非对申不害、商鞅的变法理论和实践的分析总结，并指出法、术结合的必要性。韩非有见于申不害只讲术不重法的弊病，指出：“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所以申不害辅佐韩昭侯治国十七年，仍然不能使韩国实现“霸王”之业。韩非又见于商鞅只讲法不用术的弊病，指出鞅之治秦，虽有法以致富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它的结果是“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所以，凭借秦国的强大力量，长达几十年都不能实现“帝王”的事业，这是由于官吏虽然勤谨守法，而君主却不用“术”所造成的。为此，他用答客问的形式，说明法和术的不可偏废。他把法和术，比喻为衣和食，说明治理国家法和术缺一不可。他说：“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