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孟子·告子下》。

　　① 《孟子·离类下》。

　　② 《孟子·尽心下》。

　　③ 《孟子·万章下》。

　　④ 《孟子·滕文公上》。

　　天人为的。“人之性恶，其善煮伪也。”他认为圣人变化、改造人的“恶”的本性，兴起人为的善，从而确立礼义，制定法度。他说：“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又说：“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圣王之治，礼义之化，然后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认为礼义不是出自人们天生的善性，而是圣人所造成的人为规范。他说：“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又说：“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在这里，荀子把“圣人”与“众人”分别开来。“圣人”与“众人”，“君子”和“小人”，按其本性来说，既然都是共同的，又为什么不同了呢？荀子认为这是由于后天环境学习积累的不同而造成差别。《荣辱》篇说：“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注错习俗之所积耳。”《儒效》篇有明确地阐述：“故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旦暮积谓之岁，至高谓之天，至下谓之地，宇中六指（上下四方）谓之极，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斫削而为工匠，积反（贩）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而都国之民安习其服（事或职务）。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长期磨炼）使然也。”荀子跟孟子所主张的“天生”的“圣人”不同，而是认为“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从这一观点出发，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小人”与“君子”、贱和贵、愚和智、贫和富的界限。他认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互相对换）也”；“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虽然“可以为（君子或禹），未必能也。虽不能，无害可以为”。《儒效》篇认为只要后天学习得好，就可以由“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这一看法，表现出在荀子生活的时代，阶级、等级乃至智愚的升降变化，也反映了荀子的思想是代表新兴阶级的利益，要打破以前那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身份等级制，而要以具有新的含义的“礼义”为标准来重新划分等级。他在《王制》篇说：“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

　　荀子也跟孟子同样认为君子、小人，劳心者、劳力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有鸿沟。《儒效》篇认为君子“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小人”则是“纵性情而不足问学”。他说：“凡所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所贱于桀、跖、小人者，从其性，顺其情，安姿睢，以出乎贫利争夺。”《富国》篇又说：“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看来，荀子所说的“君子”和“小人”的相同点是本性都是恶的，所谓“其性一也”。而君子跟小人的不同是，君子能化性起伪，讲礼义道德；小人却是顺其性情而“劳力”贪利，从而产生了役使与被役使的区别。

　　在对于“义”和“利”的问题上，荀子与孟子也有不同。荀子不象孟子那样把两者截然对立起来，而是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但在处理两者的关系上，由于有先后的不同，不仅产生荣、辱的区分，并有制服别人跟被人制服的差别。《荣辱》篇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不苟》篇认为，“小人”是“唯利所在”，唯利是图者，而君子则“小人之反也”。荀子就这样把统治者的“圣人”、“君子”跟被统治者的劳动者、“小人”看成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百姓、小人只有等待“君子”、“圣人”才能“成之”，教养他们成长。他说：“百姓之力，待（依靠）之而后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和睦）。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势（地位），待之而后安。百姓之寿，待之而后长。”①没有“圣人”、“君子”，“百姓简直是活不下去。他认为：“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②在这个问题上，荀子和孟子的剥削阶级立场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总之，荀子一方面认为“君子”和“小人”有共同的本性，是可以相互对换的，他要借以打破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世袭等级制，而另一个方面又主张，君子与小人、贵与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有严格界限，要建立一种新的有等级的社会，这就是封建社会。

　　因为荀子认为人的性恶，他反对人生的自然发展，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这是说，人的本性跟辞让、忠信、礼义文理等道德原则是矛盾的，如果顺从人性的自然发展，就会破坏社会道德、秩序，而导致暴乱。

　　荀子在《礼论》篇认为，“先王”为了解决人性追求物质欲望而引起的紊乱，才制定礼。他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不忽视人的正当的功利，但他说“先王”是依照社会等级有区别地给予，限制人们的物质欲望要求，以避免无限度地追求，而引起争夺、混乱。他所说的等级，实际上含有阶级的内容。这反映了他在物质分配问题上的阶级差别的观点。他又指出，君主凭权势，以礼义教化跟法治、重刑兼用，以遏制人的性恶的无限制发展。他说：“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政）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在这里，他的君主专制与隆礼，重法观点，以性恶论为理论基础，是很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