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 年11 月，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在河南登封县召开了一次“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议”，会上就探索夏文化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978年以来，在全国各种刊物上约计发表了数以百计的探索夏文化的文章，提出了一些看法。

　　由于大家对这种文化的认识很不一致，因此命名也不相同。有的同志认为这种文化首先在洛达庙发现，因而主张名之为洛达庙类型文化；有的同志认为东干沟与洛达庙有区别，主张名之曰东干沟文化；有的同志又名之为早商文化；也有人直接命名为夏文化。但是，多数同志认为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范围大、堆积厚，文化遗址和文化遗物也最丰富，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主张把它称之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自1959 年发现以来，经过多次发掘，发现该遗址为南北1.5 公里，东西2.5 公里，其中发现了厚达3 米① 夏鼐：《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河南文博通讯》1978 年第1 期。② 韩维周：《河南登封县玉村古文化遗址概况》，《文物参考资料》1954 年第6 期。① 河南省文物工作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 年第1 期。② 徐旭生：《1959 年夏豫西调查“夏虚”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 年第11 期③ 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帅二甲头遗址发展简报》，《考古》1965 年第5 期。左右的二里头文化堆积层共四期。在这个遗址中，发掘出铸铜用的陶范、柑锅残片、铜渣和少量的青铜器、屋基、窖穴、水井、窑址和大量石器、骨器、蚌器、陶器以及一些玉器和铜器，还发现了宫殿遗址。

　　对于这种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文化性质及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大略说来可以分为以下五种意见①：（一）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都在夏人活动的地域之内，时间与夏代纪年相当，二者有承继关系，因而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的四期遗存都是夏代遗存。

　　（二）根据文献推定郑州商城为商汤所都之毫，进而推论二里头文化的四期遗存为夏代遗存。但河南龙山文化不可能是夏代文化。

　　（三）二里头三、四期遗存与商代二里冈期文化有很多相同之处，属商代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一、二期文化有承继关系，它们的年代又在夏代纪年之内，它们是夏代文化。

　　（四）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冈期商代文化有承继关系，二里头文化囚期遗存是商代文化。

　　（五）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遗存与河南龙山文化和商代文化不同，是夏代文化遗存；偃师二里头遗址不是汤都西毫，而是夏都阳城。

　　上述意见有其一致之处，但分歧也是明显的。这些分歧涉及二里头文化跟河南龙山文化和商代文化的关系，同时这几种意见立论的着眼点和所用的方法也有差异。

　　探索夏文化的工作还在进行之中。在上述五种意见当中，学者们自己的认识也是属于探索性的，没有任何定论。现在看来，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了探索夏文化的重点，也是探索夏史的非常有希望的对象。我们相信，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现和讨论的进一步深入，这个课题必将获得圆满的答案。

　　附：夏王朝世系表（公元前21 世纪—前16 世纪）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214 页，文物出版社1984 年版。禹启太康(1) (2) (3)中康相少康(4) (5) (6)矛槐(芬) 芒(7) (8) (9)泄不降(降) 孔甲皋(10) (11) (14) (15)扃厪(12) (13)发履癸(桀）

　　(16) (17)第三节历史年代问题的提出历史从神话传说时期迈进有文字记载可征的信史时期，首先遇到的就是年代问题。年代是历史的尺度。历史之有年代，犹如地理之有经纬线。必有经纬线，然后知其地之在何处；必有年月日，然后知其事之在何时。对某一历史事件，如果不知其时。也就不能知道它与其他历史事件的前后关系。研究中国古史，也必须搞清它的年代。

　　我们知道，西周共和以前无纪年，就是说中国古代有确实可靠的纪年是从西周后期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 年开始的。到周的灭亡即周赦王五十九年（公元前315 年），是五百二二十六年。

　　共和以前，还有西周初期和中期，从周武王到周厉王，共有十个王。他们的历史，在文献和铜器铭文中大部分可以找到证明，但是他们的在位年数，却难肯定。武王伐纣在哪一年，更是聚讼纷坛。在武王伐纣之前，还有商代，它的后期历史由殷墟发掘中可以得到证实，其前期历史由甲骨卜辞和郑州二里冈中可以得到一些间接的证明，但它的年代，就很难确切知道。至于夏代，更在商代以前，目前出上的地下资料尚难完全证实，它的年代就更难说了。历史年代，要求具体的数字，要求清楚他说出夏代多少年，商代多少年，周代多少年。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学者所拟定的年代，多是根据距今二千年前而又不甚可靠的刘歆的《世经》。《汉书·律历志》引用他的说法，把武王伐纣定在公元前1122 年，因此周的总年数是八百六十七年。加上商的六百二十九年，夏的四百三十二年，那么夏的开始应当就是公元前2183 年了。但是刘歆所说的年数并非是根据某一材料计算出来的，而是依据“三统历”的推算方法勉强求得与历史的历谱的一致，也就是说，他把历史事实椎前挪后，加以改变而成，因而是不可靠的。正如《后汉书·律历志》载尚书令陈忠批评刘欲所说：“横断年数，损复益周，考之表纪，差谬数百。”《晋书·律历志》也说：“刘歆更造三统以说《左传》，辩而非实。”这些批评距离汉代较近，可以看出刘歆的材料不甚可靠，因而《世经》的年数也是不能作为主要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