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两人很快就说好了：我们已经成了永不相弃的挚友。他说“我们的友谊”时，就好象谈一件什么存在于我们身外的重要而甜美的事情一般，而且很快他便将“我们的友谊”称之为他生活中最大的快乐了——对他情妇的爱不计在内。这些话引起我某种感伤，我很为难，不知如何作答，因为和他在一起，和他谈话——肯定，与任何别的人也是如此——我丝毫感觉不到没有人陪伴时反而会感觉到的那种幸福。独自一人的时候，有时我感到有一种感觉从内心深处涌来，是那种给我以甜美的快意的感觉。但是，我一跟什么人在一起，一跟一位朋友谈话，我的思想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思考朝着谈话对象而去，而不是朝我自己而来了。思考循着这样的反方向而去时，丝毫不能引起我的快乐。我一离开圣卢，便借助于语句，将我与他一起度过的纷乱的每一分钟理出点头绪来。我心里想，我有一个好朋友，一个好朋友是罕见的，我感到周围皆是难以到手的财富，这时我恰恰体会到与对我来说实为自然的快乐相反的东西，与从我内心汲取了什么，并将这个隐藏于半明半暗之中的念头置于光天化日之下而体会的快乐相反。如果我花上两、三个小时与罗日尔·德·圣卢聊天，他对我对他说的话又很赞赏，我便感到某种后悔，遗憾，厌倦，觉得不如一个人独处及准备好开始工作。但是我心里又想，一个人聪明并不仅仅为了自己，最伟大的人物也期望为人欣赏，我不能将这几个小时视为浪费，在这几个小时的过程中，我在朋友的心目中建立起了自己高大的形象。我很容易地说服了自己，认为应该为此而感到高兴，正因为我不曾体会到这种幸福，我更热切地期望永远不要剥夺我这种幸福。对于我们身外的财富，人们总是比担心所有其它的财富更担心这些财富消失，因为我们的心没有占有这些财富。 

我感到自己能够比很多人更好地体现友谊的美德（因为我总是将朋友的利害放在所谓个人利益之上，我对这些个人利益是不在乎的，而其他人对这个极为关切）。但是感到我的心灵与他人心灵之间的差异——我们每个人心灵之间都是有差异的——不但没有扩大，反而会消失，我却无法因此而感到快乐。相反，有时，我的思想从圣卢身上辨别出一个比他本人更普通的一个人，“贵族”，而且就象一种内在的精神指挥着他四肢的动作一样，是这个“贵族”在指挥着他的一举一动。这时候，虽然我在他身旁，实际上我是独自一人，我在他面前好似我面对一处风景，理解了这景色的和谐一样。他只不过是一件物品罢了，我的思考力图加深对这件物品的认识。我总是从他身上找到那个先入为主的、上百岁的人，那个恰巧是罗贝尔期望自己不是的贵族，这时我感到极度的快乐，但属于智力范畴，而不属于友谊范围。 

他身心机敏，赋予他的是无限可亲可爱的风雅；他很随便地请外祖母坐他的马车，并且扶她上车；他怕我着凉，灵巧地从座位上跳下来，将他自己的外套披在我的肩上。从这些举动里，我感觉到的，不仅是伟大的猎手世代相传的灵巧——这个年轻人的祖先世世代代就是猎手，而他却一心要搞智力活动，还有他们对富有的蔑视——在罗贝尔身上，也有这种对富有的蔑视——但同时他又对富有很有兴味，那只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欢宴他的友人，正是这种蔑视才使他那样漫不经心地将自己的奢华奉献于友人的脚下。从这些举动里，我更感觉到这些贵族大老爷那种认为自己“高人一头”的自信或幻觉。幸亏如此，他们未能将那种想表现自己“与别人一样”的欲望遗传给圣卢，未能将那种怕显得过分殷勤的恐惧遗传给圣卢。圣卢确实不知这种恐惧为何物，而这种恐惧以其僵硬和笨拙，使最诚挚的平民百姓的和蔼可亲都变成了丑态。 

有时我责备自己这样从视自己的朋友为一件艺术品中得到乐趣，也就是说，注视着他这个人各个部分的动作，似乎由一个总思想和谐地加以指引，这每一部分都拴在那个总思想上，而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个总思想是什么。因此，这个总思想并不能给他自己的品质、给他个人的智慧和道德的价值增加任何一点东西，而他对这些是看得很重的。 

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总思想倒是他的品质得以存在的条件。正因为他是一个贵族，他的思想活动，他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在他身上才具有某种真正纯洁和无私的色彩。这种活动和向往使他去寻找一些野心勃勃、衣衫破旧的年轻大学生，那些人的活动和向往并不具有纯洁和无私的色彩。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无知而又自私的社会阶层的继承人，坦诚地希望大学生们原谅他这些贵族根底。事实与此相反，正是这些贵族根底对大学生产生诱惑力，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找他，同时又对他装出冷淡甚至傲慢的样子。 

他就这样弄到要向一些人主动追求的地步。我的父母忠于贡布雷的社会学，见他这样对这些人并不扭头而去，一定会惊诧不已的。 

有一天，我和圣卢坐在沙滩上，背靠一顶帆布帐篷。我们听见从帐篷里传出咒骂，嫌巴尔贝克犹太人麇集，把巴尔贝克都弄臭了。 

“就没法走上几步不碰上一个！”那声音说道。“我并非从什么原则出发，对犹太民族有不共戴天的仇视情绪，可是这里，真是过剩了！就听见：‘喂，亚伯拉罕，chaifuchakop①’